二、典型资本社会坚持最低工资不动摇。要中国取消最低工资是不看国内、外的基本事实、信口开河，胡乱”超英赶美”，学风不正。
在2004-2005年，不断有经济学人引用新自由主义极端派哈耶克的理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反对政府合理干预劳动工资。我们看一看英、美实行这一制度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到这种主张的毛病了。
20世纪80-90年代，以哈耶克为精神领袖的英国保守党在执政期间，取消了英国长期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并削弱工会、雇主组织,放手让市场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劳动市场的充分竞争（但也不敢完全放弃对劳动市场的干预）。但是，这种倒退的政策并没有解决失业和资本流失的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1997年工党上台后，恢复了最低工资制度，就业和增长状况反而获得了持续的改善。2005年上半年在效率和公平的制衡机制–普选制的作用下，工党又嚷嚷要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保守党绝对不敢拿取消最低工资作为竞选口号，只是拿起”伊战”的棍子搅局。工党在5月赢得选举后赶快忙着兑现承诺。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劳资流血冲突后，资本和政府实行了让步政策，在《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中规定了最低工资，到1997年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提高了20倍左右。这个制度的出现，是劳资之间多年血肉博弈的结果。但绝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目前，这项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在私营部门工作的青少年、妇女和黑人。美国大约有78%的最低工资雇员是在私营企业工作。里根总统信奉新自由主义，时称”里根经济学”，但是他为了稳定国内的劳资关系，对本国新自由主义分子取消最低工资的政策性建议置若罔闻。美国国会一直在不断地扩大最低工资的覆盖面。如今，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的争论，已经从是否应该存在最低工资转移到应制定多高的最低工资”。⑽
英、美尚且如此，更何况在最低工资制度起步晚、落实差，要”以人为本”的中国。某类经济学人不顾国内外的事实真相，失去理性，胡乱”超英赶美”，以过时的东西为时髦，有意制造奇谈怪论博取资本和媒体的青睐，起码是学风不正。试想，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中出现大量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没有享受社会保障的群体（包括”农民工”），这就等于出现了大面积的城市贫民窟，而贫民窟意味着暴力和黄赌毒泛滥……，谁愿意要这样的城市化呢？这种城市化能够保障经济持续增长吗？–一位比较了解国情，并实地考察了拉美的城市化弊病和贫民窟的经济学人如是说。而对于上千万的失地农民来说，在这种制度下工作或坠入产业后备军时，他们会如何与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资本所有者博弈呢？借助名教授向大众灌输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不是资本家”， 大家都是”建设者”就能够和谐了吗？越来越多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和劳资之间暴力冲突不断增加的现象就会消弭于无形了吗？
三、经济学需要革命。
面对”经济学领域中下一场革命将是什么”的问题，既在学术”象牙塔”中呆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又干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行副行长的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回答是：”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该如何弥补新古典主义的缺陷，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广泛联系该如何建立起来。另外，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发生改变的，我们的社会组织正变得前所未有地富有活力，也更为复杂，我们该怎么解释它。”⑾
这些话中有两个非常简单的信息：第一，仅仅从新古典或经济学出发，并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和提出正确的政策性建议。⑿ 因为，政策是政治。第二，从经济学跨越到经济政策建议的风险，犹如商品和货币交换之间的”惊险跳跃”。当事人需要具有非经济学的专业知识和对社会的深入了解。例如，当一个经济学人多少了解了穷人时，多少了解了社会各阶层博弈的成本含义时，当他多少能够从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去理解劳资关系和贫富关系时，处于公正立场的他可能就不会再反对最低工资，并且会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鼓吹者了。在美国长期的劳资博弈和贫富博弈中，政府官员和资本家集团，以及部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有进步。⒀ 联合国长期”面对面”资本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进步了，干脆直接介入微观经济事务，号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国的某类经济学人也应该进步了。
市场需要人道主义的面貌。中国的经济学人要学习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研究方面”重建伦理层面”⒁ ，–这也是革命。
参考文献：
⑴ 2005年7月5日《光明日报》：“企业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不应混同”。
⑵ 2003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雇主工作部：《首届中国雇主论坛资料汇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展望》。
⑶ 北京航空学院《乌有之乡》网站。并参见2005年2月5日中新社：《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问题多而复杂》，文中提出了同样的数据和问题。
⑷ 例如，国务院研究室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基本社会保险普遍缺乏”。据平新乔的研究，2004年“内资类民营企业（不含个体企业）”职工参与失业保险的比率是28.8%。而外企在2003年已经达到80%。有关文献参见全国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研究课题组《非公有制经济深层次问题研究》第406、291、514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⑸ 夏小林：“马克思的‘工人绝对穷困’观和‘工人相对贫困’观”,中国社科院院部写作组《未定搞》,1980年28期。
⑹ 2005年5月25日《中华工商时报》：“陕北油井风波期待完美结局”。
⑺ 2003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雇主工作部：《首届中国雇主论坛资料汇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展望》。
⑻ 2005年7月1日《中华工商时报》：“国有民营进入融合时代”。
⑼ 2005年6月1日《中华工商时报》：“纺织业采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⑽ 坎贝尔.R.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第6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2章368-378页。
⑾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36页。
⑿ 例如，2005年5月17日，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奥坎波在《重建未来：拉丁美洲全球化、发展和民主》一书的发售仪式上，总结性的尖锐批评了以私有化、自由化等内容为政策重点的“华盛顿共识”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贫富分化加剧、失业率攀升，私有化后的电信、水电价格不断上涨，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不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强调“各国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符合国情的改革措施”（“拉美经济增长缓慢，结构调整药方受质疑”，《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5月19日）。
⒀ 当然，随着资本全球化导致资本实力上升，各国劳动者被分而治之，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倒退的现象。但这不过是新时期劳资之间又一轮博弈的开始。
⒁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