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2018年7月

来源： 《羊城晚报E财富杂志》（双月刊）2009年第5 期,《光明日报》2009年9月

洛克菲勒有句名言：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暴发户到贵族的距离，就是我们的新富阶层到兑现道德责任的距离。杭州飙车案中富家子弟无所畏惧，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什么规则、什么责任、什么敬畏，都视若无物，表现出基本道德和责任的缺失，奢侈、贪婪和腐败已成为中国富人和“富二代”的代名词，这应当引起富人阶层的反思。

什么是“富二代”？简单地说他们是“富一代”的子女。“富一代”是改革开放后首先富起来的一批民营企业家，他们的子女大多在上世纪80 年代前后出生，生活条件优越，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如今他们继承过亿家产，拥有丰厚财富。与国外的“富二代”不同，中国的“富二代”是“穷人在教育富人”，即第一代是白手起家摆脱贫穷，但仍然没有摆脱“穷人思维”，第二代天生优越但精神贫穷。个别“富二代”与生俱来的富足生活，使他们不懂得宽容和感恩，不知道勤勉与谦逊，过于自我和散漫，过度追求所谓“个性张扬”，而对待别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心理感受相当冷漠，甚至“疯狂”到在寻求刺激最大化中漠视他人生命。而财富也成了“富二代”漠视法纪、践踏生命的腐化剂，更成了他们精神堕落、道德败坏的温床。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小说《富家子弟》中写道，“让我来告诉你吧。这些富裕得非同一般的人，他们与你我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拥有和享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在我们坚韧的地方他们软弱，在我们深信不疑的地方他们玩世不恭，以一种不是生来就富有的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正如卡内基所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财富品格也不是天生的。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企业强调的唯一目标就最大利润，而30年代至60年代则倡导企业经理人的责任也要对顾客、员工、供货商、债权人及所在社区有所承诺；60年代后，则更多地主张企业应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到了21世纪，慈善事业已经成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富豪倾心追求的神圣目标。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时候，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弥合社会裂痕、平抑仇富心态的一剂良药，而富人捐赠慈善事业则是一种极好的形式。穷人们不但不忌恨富豪，反而以成功的富豪为榜样，因此也没有仇富心态的存在，这便是发达国家“和谐的富有”现象。国内富人的社会责任和国外相比，让人汗颜。“富一代”和“富二代”在富豪榜上名声显赫，但在慈善榜上却名落孙山。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富人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占据的财富却在80％以上。目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马太效应”，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这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不相容的。

“富一代”实际上是改革开放30 年以来的最先受益者，未来5-10年将是中国企业交接班的高峰期，靠继承财富而上位的“富二代”，将完成中国历史上从未真正有过的代际传承和阶层变迁的使命。财富的传承是容易的，然而，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富二代”继承了父辈的DNA，甚或亦继承了父辈的人脉资源和商业网络，却未必能继承父辈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能力。“富二代”应当认识到，自己父辈财富的积累是千万劳动者辛勤劳动的结果，是国家富民优先政策支持和扶持的结果。富而思进、富而思源，“富二代”应当更好的回报社会，回报百姓，这才是财富的最大价值和内涵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富不是属于个人，财富永远属于社会。拯救贫困群体，主动回报社会，是“富二代”责无旁贷的重要义务。扶贫济困是一种“退赔”。穷人在为富人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让渡了穷人的机会成本，“富一代”和“富二代”的部分财富是以牺牲贫者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的。扶贫济困也是“富二代”为自己编织“安全网”，以实现“和谐富有”，富人要保障自己的财产权，首先必须尊重穷人的生存权。

中国古训说，富不过三代，二代守业，三代败家。JP摩根家族也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家族企业能成功传到第二代的，只有三成；能传到第三代的，占12%；能传到第四代的，千分之一。美国亿万富翁巴菲特曾经把家族继承体系比喻作“选择得过2000年奥林匹克游泳冠军的儿子去夺2020年奥林匹克冠军”，一个成功希望极其渺茫的尝试。“富二代”面临着和“富一代”完全不同的处境，他们接手了几亿元资产，并不需要艰难开创局面，可是，他们普遍面对着更严重的现实，就是如何把几亿元资产好好掌管下去，让资产增值。富二代的成长，不但是“富一代”企业家辛辛苦苦创下的企业是否有人接班的问题，更是中国民族工业是否能持续发展的大问题。而承担社会责任无疑是“富二代”带领企业通向可持续发展、走向振兴的重要途径，世界著名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指出，“只有通过战略性地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是最大的企业伦理和商业伦理，是企业长盛不衰的根本。它对社会施以最大的积极影响，并收获最丰厚的社会效益与商业利益”。企业不仅仅在于追求利润，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企业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必须承担合理的社会责任。责任与竞争力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共生共存，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不可能有竞争力；企业在强化自身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自古以来我国便有义商的提法，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大商人陶朱公便以“富行其德，扶危济困”而名扬天下。“富二代”担当社会责任，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明的传承及社会进步的程度，体现的是富人的素质和修养。豪宅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富二代”应当高举振兴中华和人道主义两面旗帜，既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企业家，又要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慈善家，积极投身慈善公益性事业，主动承担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是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经济学教授，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会长）

四、对中国的启示

由于以上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制度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的富人们很难在短时间成为像“盖茨”一样的慈善家。然而，国外慈善家对待财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待社会的态度以及国外政府的做法对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企业家自身培养社会责任意识

只有现代化的经济，而没有现代化的企业家精神，整个社会就经不起考验。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不仅是头脑清楚，更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西方的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在亚当·斯密时代就有所体现。这位资本主义的鼻祖、坚信自利对于社会价值的思想家，在他的第一本著作（1759）的开卷部分这么写道：“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13]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934)指出，企业家的行为以“创新”作为特有目的，这种含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是也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且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85）对熊彼特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定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现代社会，如果说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生产要素，那么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一定是创新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

汶川大地震中，中国一些企业家空口捐了千万，但社会真正需要其付出行动时却退缩了。2008年6月14日凤凰卫视节目中，《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透露：在中国，“诺而不捐”是慈善潜规则，平常年份的到账率也就7%。说明我们的企业家精神的社会责任公民意识还亟需加强。范松仁（2008）的研究表明，“在灾害面前捐赠者所能承担的“非常态”社会责任有多大，多少的付出才能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善意，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发挥捐赠主体内在的道德良心的作用，需要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把握价值尺度。”[14]所以，中国在地震中激发起来的社会良知和企业家精神，必须先从企业家自身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开始，并转化为一种常态，才能为中国的盖茨行为打下基础。

（二）政府完善相配套的慈善捐赠制度

中国出不了盖茨，与当下慈善制度有很大关系。美国于1913年开征累进遗产税，税率最低为37%，当遗产达到300万美元时，税率甚至达55%。并且美国法律规定，成立基金会和慈善捐赠可以获得一定幅度的税收优惠，捐出的资金在所得税中会相应扣除。倾向慈善的文化氛围与引导慈善的制度规则从来都是相互养成的。对我国的慈善捐助体系稍加考察就会发现，缺乏在法律上为慈善捐赠作相应减税和监管善款的透明运用的具体措施，也缺乏相对完善的财产保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民间自发的慈善活动还有不少限制。汶川大地震后，国人不分穷富都展现出了空前的慈善热情，所以合理的引导企业和企业家甚至民间爱心，使之制度化和常态化，是全社会提升责任的根本保证。从根本上说，如果要培养出我们自己的比尔·盖茨，首要的工作是要完善引导慈善捐赠的制度。

（三）培养一些慈善基金健康成长

培养中国社会的老年盖茨，首先必须培养青年盖茨和中年盖茨，给他们以发育、成长和壮大的机会，为他们建立起慈善捐赠的文化氛围。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慈善基金会还非常少，我们需要更多的类似李连杰的壹基金能尽快成长起来，承担起传播慈善文化和培育青年盖茨的社会责任。丁润萍（2009）给出了几个数据：“2006年，全国近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额也仅占GDP的0.1％，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青年基金会两家国内规模最大的慈善组织，一年运作的公益善款分别只有8000万和6000万。中国GDP约为美国的10％，但社会捐赠规模却不到美国的l％。”[15]当然我们也需要像美国的一套相对完善的慈善基金会管理监督体制，保证慈善基金会的规范运作，使企业家捐赠的资金能够得到合理科学的运用，促进慈善基金健康的成长，以带动全国性的慈善捐赠热潮。 

五、结束语

随着全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也开始理解慈善捐赠的意义，很多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陆续发布“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其中关于企业进行了多少次捐赠和捐赠的金额等是一项重要内容。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比尔·盖茨这样的巨富之善，但中国人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在企业家自身、社会和政府的共同行动下，随着经济文化不断发展、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精神也将进一步提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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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黎友焕,张洪书.论国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与广东企业家精神建设[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nse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Besed on The Case of Bill Gates Charitable Don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LI You-huan¹   GONG Cheng-wei²

(1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100044;

2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10 ) 

【Abstract】 As the founder of Microsoft which is the header in software industry, Bill Gates has been criticized by the original stinginess, as well respected for donating all his property. Leaving aside his “merits and demerits,” this paper takes entrepreneur’s donation action on behalf of him as a case, to analyz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nsibility of entrepreneurs, what experience China’s entrepreneurs should learn, the deep reasons for Chinese entrepreneurs lacking of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well as how to improve Chin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 Words】 Bill Gates; Charitable donations;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Responsibility

三、中国缺少“比尔·盖茨”的原因分析

2007年胡润百富榜显示，中国财产超过10亿美元的富豪人数已超过了德国，仅次于美国，跃居全球第二，说明中国富豪越来越多是不争的事实。但只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美国会有像盖茨、卡内基、洛克菲勒这么多的慈善企业家，而中国却没有，与美国相比，从根本原因上来说，以下四方面的原因最为值得深思。

（一）经济因素

中国整体经济水平仍然不发达。虽然中国经济水平总量较大，但新中国建国只有60年，并且也只是刚刚进入改革开放30年的转折点，邓小平主张的“少数人先富起来”也不过是近30年的事情，所以刚刚摆脱贫困的国人还不具备经常性“大手笔”乐善好施的多余财力。美国的市场经济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历史了，慈善捐赠的经济条件已经相当成熟，相比起来，中国慈善事业尚处于起步阶段。经济发展水平整体不高，是对慈善行为的根本性约束。

（二）文化因素

美国的富人一直都有向慈善事业捐款的习惯（孙贵颂，2008）。在美国社会中有许多富人形成这样的文化思维，认为要实现自己利益最大化，仅有自利是不够的，还必须关爱社会。美国的很多大学、博物馆、医院、甚至铁路，都是富人们赞助或创建的。这样的一种文化传统，被美国人一直继承下来，并且不断发展壮大，盖茨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人物而已。[9]而中国长期以来受古代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很严重，不仅企业要家族化，自己的财产更要留给子孙后代。徐安琪（2005）对上海市徐汇区746户家庭进行的调查显示，“1/3以上有儿子的家长认同应全力帮助儿子解决住房费用，无儿子的父母也有15%认为应尽力承担女儿的住房费用。62%的儿子和37%的女儿首肯结婚时父母会在费用上资助自己。”[10]同时，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并不完善的条件下，一些贪图享乐、自私自利的腐朽思想也有所发展，国人整体文化素养还偏低。文化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的慈善精神。

（三）价值观念因素

在美国有一种说法：“没有人能够豁免税赋和生死”。[11]美国人把纳税看成是一种义务，富豪更是如此。美国很多有钱人都不把遗产传给自家子孙，而很多年轻人更崇尚白手起家。“股神”沃伦·巴菲特说：“我希望我的三个孩子有足够的钱去干他们想干的事情，而不是有太多的钱却什么都不做。”[12]比尔·盖茨的父亲老威廉非常反对取消遗产税，并在请愿书中写道：“取消遗产税将使美国百万富豪、亿万富豪的孩子不劳而获，使富人永远富有，穷人永远贫穷，这将伤害穷人家庭。”巴菲特也曾在公司股东大会上说：“那种以为只要投对娘胎便可衣食无忧的想法，损害了我心中的公平观念。”可见在财富、创业和公平的价值观上，国人与美国尚有一定的差距。2008年6月26日，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丁果发表评论说，“慷慨捐献是美国亿万富翁的一种不成文传统，一种成功企业家必备的素质，一种有钱人得到社会认同的标准，一种具有终极诱惑力的精神风范。”价值观念因素的不成熟也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富有企业家慈善捐赠的重要因素。

（四）制度因素

经济发展水平再高，文化和价值理念再普及，如果没有制度作保障和约束，都可能成为虚幻。有关慈善的法律法规不完善，就会使慈善事业缺少制度的保障。所以除了富豪、企业家自身观念问题外，政府在发展中国的慈善事业方面也担负很大的重任：一方面政府干预过度。由于受传统计划思维影响，百姓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大包大揽，从而在客观上压制了民间慈善文化生存和发展的空间；另一方面，政府干预不足。公共服务匮乏，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险不完善，社会福利事业的滞后等问题使得许多公民对自己的生活都有担忧，捐赠更无从谈起。制度的不完善最终将制约成长起来的富豪积极投身于慈善事业。

经济水平的落后、慈善文化和价值理念的不成熟以及慈善配套性制度的不完善，造成了我国大量的富豪无所作为，这也是与盖茨等世界富豪的最大差距之所在。

二、关于盖茨慈善捐赠的观点综述

比尔·盖茨变成最负盛名的裸捐者、慈善家，引起了社会的广大关注。来自各方面的声音都有，有人认为盖茨善举的背后可能是“良心发现”，也有人认为是微软的公关宣传或者是转移财产，但也有专家学者从企业家社会责任的角度公正评价。

（一）比尔·盖茨本人的自我评价

比尔·盖茨曾说：“我不是在为钱而工作，钱让我感到很累。”[3]

1998年3月4日，比尔·盖茨接受PBS电视台王牌主持人查理·罗斯(Charlie Rose)的采访时表示：把自己有幸掌管的巨额财富回馈社会，用到重要的事业上，如科技、教育、医学研究、社会服务及其他领域，这更利于社会，也更利于我的孩子。

2008年1月份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比尔·盖茨曾作了《用市场力量和制度创新服务穷人》的演讲，他认为这是他最重要的一次演讲。演讲中他表明，“在我看来，人的本性中蕴藏着两股巨大的力量，一是自利，一是关爱他人。我们的挑战就是设计出一个新的制度体系，让利润和知名度这样的市场激励发挥作用，使企业更加倾向于为穷人服务。我把这种想法称为创新型资本主义(Creative Capitalism)。如果我们能够在21世纪的前几十年探索到满足贫困人口需要的方式，找到为企业带来利润和认可的办法，那么我们减少世界贫困的努力就可以一直持续下去。这个任务永远都不会结束，能投身这项事业，我内心激动不已。”

（二）国外态度及观点

盖茨悉数捐出580亿美元的消息虽然在许多国家引起很大轰动，但在美国本土却议论很少。欧美媒体和专家学者最关注的是盖茨离任后微软的未来，对盖茨的慈善捐款，往往一笔带过。美国人之所以大都以一种平常心看待此事，因为他们身处于这样一种慈善文化之中。

也有些西方媒体从恶意避税、投资污染项目、基金会被专制等方面对慈善捐赠行为进行了负面批评。批评之声是难免的。美国总统布什上任后，宣布计划取消联邦遗产税。但比尔盖茨的父亲和巴菲特、索罗斯等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广告，明确反对这一计划，说明这些批评也是没有道理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920）用易懂的语言间接为这些批评作了回应：“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资本主义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4]

美国人对盖茨捐赠的态度早在一百多前就已经有所体现。美国私人慈善事业的伟大奠基者之一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对慈善捐赠行为评价极高，他1889年在《财富的福音》一书中写道：“过不了多久，那些遗留下巨额财富（而不在有生之年将之捐赠出去）的人们就会受到公众的唾弃。人死富有，死而蒙羞。”[5]并在1895年11月发表著名演讲说：“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三）国内态度及观点

国内舆论及企业家，侧重于惊叹盖茨巨额的募捐和没有给子女留下财产的大公无私，赞扬其为企业家精神做了真正的诠释，从而批判中国企业家的责任缺失行为。

曾康霖（2007）评价道：“比尔·盖茨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理念和创举，我想是因为他想尽到一个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并有自己的信仰。”[6]

2008年6月23日，《齐鲁晚报》发表文章说盖茨不但是伟大的企业家，而且是懂得如何爱子女的好父亲。从这个角度看，盖茨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财富教育课。

何志成(2008)认为“富有的人应该比一般人更有社会责任感，更知道财富对社会的意义。盖茨把巨额财富看成是巨大的权利，同时也是巨大的义务。我们不能要求所有的富人都具有这样的价值观、财富观，然而，与盖茨的财富观相比，中国的一些富豪确实应该反思。他们大都以代际转移的方式来传承财富，不仅将财富全部留给后代，还要将他们谋取财富的取巧途径也留给后代。”[7]

万润房地产策划有限公司 CEO陆万东（2008）大加批判中国富豪，指出与盖茨的财富观相比，“中国的富豪大多把财富视为追求名利、追求个人价值的手段和目的。孟子说：‘达则兼济天下’。遗憾的是，富豪们普遍缺失这种将巨额财富回报社会的慈善文化和心理认同。”[8]

以上国内外的观点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出人们对富人慈善捐赠行为的评价，也反映了国内外慈善文化和制度的差别。国内媒体和专家的观点对国内富豪的批判虽然并不全面和完全公正，但也反映出国内对“中国的比尔·盖茨”的期待非常迫切。

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感探析——比尔•盖茨慈善捐赠案例及启示

来源：《生产力研究》2009年第20期

【摘 要】作为软件行业的巨头微软公司的创始人，比尔·盖茨既因为最初的小气而被人诟病，又因为捐献全部家产受人尊敬。本文暂且不论他的“功与过”，仅把以他为代表的企业家捐赠行为作为案例，并通过中美对比，来分析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学习什么经验、中国企业家社会责任感缺失的深层原因以及中国的法律法规又该如何完善等问题。

【关健词】比尔·盖茨；慈善捐赠；企业家精神；社会责任 

现有国内文献对中国企业家精神的研究较多，主要是从以下两个角度进行的。一是关于企业层面的企业家精神的研究。比如：李新春，苏琦，董文卓（2006）从公司治理与企业家精神的内存逻辑出发，说明激励机制和保健机制分别对家族企业和国有企业而言有不同的激励作用；时鹏程，许磊(2006) 、贾良定，周三多（2006）、孙诚，冯之浚（2006）等人也都是在类似层面对企业家精神的各种研究，他们大致都得出了企业精神对企业正面作用的结论；二是关于社会责任层面的企业家精神的研究。黎友焕，陈理斌（2009）从社会责任角度揭示企业家精神的缺失，并认为企业家的企业社会责任感有助于促进地区经济增长；庄子银（2003）、何予平（2006）等人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

以上两个方面都是用理论或数据来论述论点和推导、证明结论，但很少有从身边案例出发来揭示企业家慈善捐赠及体现的社会责任精神现象的。本文从比尔·盖茨慈善捐赠的一系列事实案例出发，运用中美对比的手法，找出中国内地企业家社会责任缺失的根本原因，并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 

一、案例回顾：比尔·盖茨捐赠之路

1995-2007年，比尔·盖茨(Bill Gates)连续13年蝉《福布斯》全球富翁榜首位。[1]继2008年捐出全部身家580亿美元，又成为全球首善。其实，“首善”盖茨并非一天炼成，“为富不仁”阴影也曾很长时间与其大名连在一起。

（一）比尔·盖茨慈善思想转变

2006年底接受詹姆斯•摩根全球人道主义奖时，盖茨所坦露的两个人对他思想真正转变有重大影响。一位是他的母亲玛丽•盖茨。玛丽是一位大学教师，也是全国联合劝募的董事，母亲的身份对他有很大影响。盖茨很小的时候就将自己的部分零用钱捐给教堂和救世军(基督教慈善组织)。另一位是靠投资发家的巴菲特。因为巴菲特告诫他，慈善是回馈社会最好的方式，而且，把那么多财富留给孩子，对他们并无益处。

深沉触动盖茨思想转变的事是1993年秋天，他和后来成为他妻子的梅琳达等人到非洲旅游，他们在路上看到了无数饿得皮包骨头的孩子，当地人民的极度贫困激起盖茨心灵的震撼。然而，此时盖茨的怜悯之心只是受了一点点触动，却没有付诸实际行动。[2]

（二）比尔·盖茨走向慈善捐赠路

从其思想转变的1994年起，比尔·盖茨开始真正地走向了慈善捐赠之路。按时间顺序，其一些最重要的慈善行为如下：

1994年，受父亲老盖茨的影响，盖茨决定开展慈善工作，并建立了9400万美元的基金会。

1997年，盖茨和梅琳达又成立了一个新的基金会——盖茨图书馆基金会——以帮助更多人使用科技资源。1999年，盖茨图书馆基金会更名为盖茨学习基金会，工作重心变为资助家庭困难和少数族裔的学生。

2000年年初，比尔·盖茨将微软公司首席执行官（CEO）的职位让给了他的大学朋友史蒂夫·鲍尔默，从而为慈善事业腾出了更多的时间。同是在这一年，盖茨决定将这两个家族基金会合并成为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以促进全球卫生保健和教育为重心。并在同一年，盖茨夫妇正式成立了“比尔和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目前这一基金会的规模已是全球最大。仅从2000年-2004年间，盖茨和他的夫人就向社会累计捐赠100.85亿美元。

2006年6月15日，比尔•盖茨宣布，他将逐步移交其日常工作，以便将更多时间投入到“比尔与梅林达•盖茨基金会”所从事的慈善事业。为确保平稳有序过渡，盖茨为自己留出了两年的过渡期。2008年7月1日之后，盖茨决定将放弃全部日常管理工作。

2008年6月27日，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从这家世界上最大的软件公司执行董事长的职位退休，转任非执行董事长。退出微软日常管理的盖茨将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慈善事业中去，他的580亿美元个人财产全数捐给名下的“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用于资助全球的教育和医疗项目，其子女不会得到一分一毫。他说：“我和妻子希望以最能够产生正面影响的方法回馈社会。”他未来的人生都将奉献给慈善事业，换句话说，他将穷尽余生为社会上的弱势群体服务。

从铁公鸡到世界头号慈善家，盖茨的慈善转变历程值得深思。这一过程的发生，与其说是社会“逼捐”的迫使，不如说是盖茨人生观和价值观的重大转变，使他重新思考财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