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份：2018年10月

二、典型资本社会坚持最低工资不动摇。要中国取消最低工资是不看国内、外的基本事实、信口开河，胡乱”超英赶美”，学风不正。

在2004-2005年，不断有经济学人引用新自由主义极端派哈耶克的理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反对政府合理干预劳动工资。我们看一看英、美实行这一制度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到这种主张的毛病了。

20世纪80-90年代，以哈耶克为精神领袖的英国保守党在执政期间，取消了英国长期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并削弱工会、雇主组织,放手让市场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劳动市场的充分竞争（但也不敢完全放弃对劳动市场的干预）。但是，这种倒退的政策并没有解决失业和资本流失的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1997年工党上台后，恢复了最低工资制度，就业和增长状况反而获得了持续的改善。2005年上半年在效率和公平的制衡机制–普选制的作用下，工党又嚷嚷要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保守党绝对不敢拿取消最低工资作为竞选口号，只是拿起”伊战”的棍子搅局。工党在5月赢得选举后赶快忙着兑现承诺。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劳资流血冲突后，资本和政府实行了让步政策，在《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中规定了最低工资，到1997年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提高了20倍左右。这个制度的出现，是劳资之间多年血肉博弈的结果。但绝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目前，这项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在私营部门工作的青少年、妇女和黑人。美国大约有78%的最低工资雇员是在私营企业工作。里根总统信奉新自由主义，时称”里根经济学”，但是他为了稳定国内的劳资关系，对本国新自由主义分子取消最低工资的政策性建议置若罔闻。美国国会一直在不断地扩大最低工资的覆盖面。如今，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的争论，已经从是否应该存在最低工资转移到应制定多高的最低工资”。⑽

英、美尚且如此，更何况在最低工资制度起步晚、落实差，要”以人为本”的中国。某类经济学人不顾国内外的事实真相，失去理性，胡乱”超英赶美”，以过时的东西为时髦，有意制造奇谈怪论博取资本和媒体的青睐，起码是学风不正。试想，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中出现大量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没有享受社会保障的群体（包括”农民工”），这就等于出现了大面积的城市贫民窟，而贫民窟意味着暴力和黄赌毒泛滥……，谁愿意要这样的城市化呢？这种城市化能够保障经济持续增长吗？–一位比较了解国情，并实地考察了拉美的城市化弊病和贫民窟的经济学人如是说。而对于上千万的失地农民来说，在这种制度下工作或坠入产业后备军时，他们会如何与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资本所有者博弈呢？借助名教授向大众灌输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不是资本家”， 大家都是”建设者”就能够和谐了吗？越来越多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和劳资之间暴力冲突不断增加的现象就会消弭于无形了吗？

三、经济学需要革命。

面对”经济学领域中下一场革命将是什么”的问题，既在学术”象牙塔”中呆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又干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行副行长的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回答是：”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该如何弥补新古典主义的缺陷，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广泛联系该如何建立起来。另外，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发生改变的，我们的社会组织正变得前所未有地富有活力，也更为复杂，我们该怎么解释它。”⑾

这些话中有两个非常简单的信息：第一，仅仅从新古典或经济学出发，并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和提出正确的政策性建议。⑿ 因为，政策是政治。第二，从经济学跨越到经济政策建议的风险，犹如商品和货币交换之间的”惊险跳跃”。当事人需要具有非经济学的专业知识和对社会的深入了解。例如，当一个经济学人多少了解了穷人时，多少了解了社会各阶层博弈的成本含义时，当他多少能够从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去理解劳资关系和贫富关系时，处于公正立场的他可能就不会再反对最低工资，并且会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鼓吹者了。在美国长期的劳资博弈和贫富博弈中，政府官员和资本家集团，以及部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有进步。⒀ 联合国长期”面对面”资本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进步了，干脆直接介入微观经济事务，号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国的某类经济学人也应该进步了。

市场需要人道主义的面貌。中国的经济学人要学习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研究方面”重建伦理层面”⒁ ，–这也是革命。

参考文献：

⑴ 2005年7月5日《光明日报》：“企业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不应混同”。
⑵ 2003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雇主工作部：《首届中国雇主论坛资料汇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展望》。
⑶ 北京航空学院《乌有之乡》网站。并参见2005年2月5日中新社：《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问题多而复杂》，文中提出了同样的数据和问题。
⑷ 例如，国务院研究室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基本社会保险普遍缺乏”。据平新乔的研究，2004年“内资类民营企业（不含个体企业）”职工参与失业保险的比率是28.8%。而外企在2003年已经达到80%。有关文献参见全国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研究课题组《非公有制经济深层次问题研究》第406、291、514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⑸ 夏小林：“马克思的‘工人绝对穷困’观和‘工人相对贫困’观”,中国社科院院部写作组《未定搞》,1980年28期。
⑹ 2005年5月25日《中华工商时报》：“陕北油井风波期待完美结局”。
⑺ 2003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雇主工作部：《首届中国雇主论坛资料汇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展望》。
⑻ 2005年7月1日《中华工商时报》：“国有民营进入融合时代”。
⑼ 2005年6月1日《中华工商时报》：“纺织业采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⑽ 坎贝尔.R.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第6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2章368-378页。
⑾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36页。
⑿ 例如，2005年5月17日，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奥坎波在《重建未来：拉丁美洲全球化、发展和民主》一书的发售仪式上，总结性的尖锐批评了以私有化、自由化等内容为政策重点的“华盛顿共识”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贫富分化加剧、失业率攀升，私有化后的电信、水电价格不断上涨，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不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强调“各国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符合国情的改革措施”（“拉美经济增长缓慢，结构调整药方受质疑”，《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5月19日）。
⒀ 当然，随着资本全球化导致资本实力上升，各国劳动者被分而治之，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倒退的现象。但这不过是新时期劳资之间又一轮博弈的开始。
⒁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表三：不同规模的私营企业的雇工工资

　　注：这也是全国工商联的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

表三的数据真奇怪，资本雄厚的私营企业，其雇工工资反而比小型私营企业低17%。对这种现象，也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资本规模大的私营企业，经济效益更低。另一种解释：大老板从雇工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的用语）更多。他们并没有因为”蛋糕做大了”就让工人多吃一口。

表四：私营企业为每个雇工支付的劳保费用

　　注：这也是全国工商联的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

表四数据中的反差之大，令人惊叹。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大老板更吝啬，更不关心雇工的健康。

在这篇文章介绍的数据中，再考虑到政府官员已经指出的私营企业中”基本社会保险普遍缺乏”，以及工伤事故突出，远远超过美国的问题。中国2004年各类工伤事故死亡人数13.6万，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在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死亡人数分别是11795人、8911人和8839人，依次居全国前三位，均超过美国全国的工伤事故死亡总数。这种情况的一再出现，背后的问题就是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不严，政府作为不足，并凸显了工会的无权和软弱。在美国，1998年全国只有5100个工人死于与工作有关的事故。美国的经验首先是，最重要的是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法律实施力度和对厂商的处罚力度。其次，应该让工人和工会了解工作的风险，解除信息不对称对他们的制约，迫使雇主提供工作安全。⑷ 我们确确实实地看到，如果企业社会责任不包括人权、劳工权益，市场经济就缺乏人道主义的面貌，社会公正和公平就会在经济的微观层面丧失基础，政府二次分配的功能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和谐社会也就免谈了。起码，马克思早就说过，阶级关系取决于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而没有工作的产业后备军，不仅脱离了生产资料，而且（由于没有享受社会保障）脱离了生活资料，处于”绝对贫困”状况，这些人的问题就更大了。⑸ 而历史上的革命或者某些动荡，正是这两种贫困状态中的无产者结合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而掀起的。这里面的社会责任有多大，知史者洞若观火。

至于环境污染，更是经济学中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能够不负责吗？例如，一些小型私人资本在陕北采油，严重污染当地环境，浪费资源。当时，”原油流入河道。严重的时候，老百姓的羊喝了水就死，村民过河时要穿水鞋。环保部门开了无数次的会，油老板们根本不听。”这种外部效应惹得民怨沸腾。一朝取消，老百姓”绝对是赞成的”。⑹ 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陕北的老百姓告状，向这些油老板们索取污染导致人身伤害，要求赔偿的报道。油老板们没有为外部性问题付费。中国类似的案例俯拾皆是，诸如江河湖海的污染问题等等。在亚马逊热带雨林，老百姓状告美国的石油公司污染环境，导致癌症，索取巨额赔偿的案件，倒是真正反映了企业外部性的成本问题。在合理利用资源方面，煤老板们的破坏性开采问题也是触目惊心。

如此，企业的种种负外部效应还不提醒企业要承担”最低的义务标准”之外的社会责任吗？

世纪之交，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负面影响（包括贫富两极分化），联合国秘书长在关于建立《全球协议》以维护大量弱势人群和环境的呼吁中也提出，”让我们联合起市场力量和环球理念的威力，连接起私营企业的创造力和弱势人群的需求，以及我们人类未来的要求吧。”而《全球协议》的重点，就是企业要履行包括人权、劳工权益、环保等在内的社会责任。⑺ 由此可见，安南先生不是一个迷信市场的人，他认为市场力量需要其他力量来制约和平衡，其中包括联合国机制、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等在全球发挥作用。他的这种呼吁不仅得到联合国的认可，而且得到了数百家跨国公司的响应。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是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是常识，怎么在中国某类经济学人的笔下就大大降低标准”变态”了呢？归根到底，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明白，而是在”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问题上”作者的自我选择使然。

其实，实现社会责任的企业也会因此而受益。例如，眼下中国众多私营纺织企业受困于贸易摩擦，但是，浙江一些实行了质量、环保和SA8000标准的私营企业却气定神闲，企业内部安稳、出口业务不耽误。据浙江省工会的介绍，有的私营企业还因为实行企业社会责任拿到了出口的美元大单，在竞争中将更有名气的大企业比了下去。但是，如果这些企业拿着 “最低的义务标准”去冒充”社会责任”，恐怕就惨透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反对和歪曲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性主张也是坑害私营企业的。近期，全国工商联的党组书记胡德平说，”现在政府在积极改善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应该相应地多考虑一下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诚信等自身素质问题？”⑻ 此言甚是。

可能，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纺织企业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近来提倡在行业内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制。⑼ 2004年国家认监会关于中国不实行SA8000机制的表态，目前是受到了主动实行社会责任制度的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在越来越多的技术和社会责任标准面前，是停滞，还是前进？其答案首先是在企业家们的心中。但是，企业界千万不要被某类经济学人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的貌似为民间企业”鼓与呼”的谬论给坑了。而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发表各种文章影响社会时，是否也应该多查一点相关的背景资料，多一点社会责任心，体现一点”先进性”呢？

–兼评国内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性影响

夏小林

一、用企业”最低的义务标准”偷换”社会责任”的要害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2005年7月5日，一经济学人在《光明日报》发文，称企业社会责任的 “三大内容”是纳税、就业和提供产品。⑴ 这之前，美国新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早说过，”企业仅具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社会责任–在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内，利用它的资源从事旨在于增加它的利润的活动”。
笼统而言，这两个说法都是把企业”最低的义务标准”规定为了企业的社会责任，都忽视了雇员权益和”外部性”问题，对资本所有者特别有利。这也正是新自由主义的宗旨所在。而在有关国际组织的权威文献中，企业纳税、提供就业和产品至多属于”遵纪守法”和履行”最低的义务标准”。
可能是由于弗里德曼比较了解市场经济和法制观念比较强，具有动态的眼光，所以他在规定企业的社会责任内涵时，前提是”法律规章制度许可的范围”。在这个前提下，弗里德曼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是可以与时俱进的。例如，据20世纪90年代初的统计，自1983年以来，美国已经有27个州修改了公司法，要求企业不仅要对股东的利润负责，而且要对广大的”利益相关者”负责，其包括国家、政府和雇员等等。在这种新的法律规章制度下，弗里德曼的”企业社会责任”应该与其一致。但是，20世纪已经过去了，中国的某类经济学人却还在老调重弹！
我们来看看联合国的观点。这个全球性的政府组织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十分明确，并在全球推广。从原则上讲，企业社会责任的范围包括：”一个公司应该对其经营后果负完全责任，这包括直接影响，也包括间接的负面影响，……对企业社会责任更高的要求源于一些公司的外部负面影响。这些影响在很多领域都可能发生并且会涉及各种各样的利益关系群体。”简单地说，企业社会责任实际上是企业与社会之间的”社会契约”，它通常包括人权、环境保护和劳工权利等内容，在社会上显示着”公司的公民形象”。实施企业社会责任的机制框架是由政府、企业、各种利益相关的非政府组织和个人构成的。一些善意的宗教组织也利用对于公司各级人员的影响介入了这一活动。联合国的《全球协议》就是号召工商界的领袖们带头实行企业社会责任，目的是”给世界市场以人道主义的面貌”。不然，资本全球化带得环境污染、血汗工厂制度、不公平竞争和行贿腐败满世界转，不仅反全球化力量有的说了，到头来资本自身也不落好。⑵ 在这个意义上讲，用企业”最低的义务标准”偷换”社会责任”的要害是”为什么人服务”的问题。
“有的说”的问题在中国也引人注目。耐克2005年4月承认其麾下有的生产商实行了”血汗工厂”制度是一例。不过，它在信誓旦旦地表示要落实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同时，又开始到工资更低的越南去”建设社会主义”了。另外，最近，政协委员喻权域先生也发表了一篇《几张工资统计表打了谁响亮的耳光？》的短文，对我国私营部门存在的缺乏社会责任现象提出了批评。⑶ 特摘录部分内容如下：
今年（2005年）三月的”两会”前，国家工商局和全国工商联各自公布了几张工资统计表，很有研究价值。
表一：2003年不同所有制企业的职工工资

　　注：这是国家工商局的统计数据。其中的”私营企业雇工工资”，包括了奖金和部分”分红”。
据称，以往的统计，私营企业雇工的平均工资相当于国有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83%。2003年的调查统计显示，这一比例已降到55.1%，差距更大了。为什么私营企业的雇工工资如此之低，而且越来越低呢？只能有两种解释：
一种解释：私营企业的经济效益低，而且越来越低，所以雇工的工资水平低。那些主张”私有化”的高参和”主流经济学家”反复宣传：论经济效益，”国有不如集体，集体不如私营”；把国有企业变卖或”转制”为私营企业，经济效益就会大提高。在这张工资表面前，他们的说法破了产。
另一种解释：私营企业的效益是高的，利润是多的，因为老板（私营企业主）拿得多，所以雇工的工资就减少了。如果真是这样，就产生另外两个问题：一，资方、劳方的收入差距越拉越大，能”构建和谐社会”吗？二，把大量国有企业变成私营企业，是进步还是倒退，是”改革”还是造反（造工人阶级的反）？这符合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吗？
表二：私营企业雇工工资的年度比较

　　注：这是全国工商联今年（2005年）2月3日公布的抽样调查结果。发出问卷3670份，回收有效问卷3012份。
在表二中，由于全国工商联的问卷调查对象和愿意填写的私营企业，大都是经济效益较好、工资水平较高的私营企业，所以，工商联发布的私营企业2003年的平均工资（9043元），高于工商局的调查统计数（8033元）。然而，第一， 即使按这些私营企业自报的2003年雇工工资算，仍然比国有企业同年的”在岗工人工资”低38%。第二， 大家知道，2002年、2003年我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9%以上。而同期中私营企业雇工的工资不仅没有上升，反而下降了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