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Ecovadis可持续采购企业社会责任问卷

来源： 《中国贸易报》2009年11月11日

由通用公证行（SGS）主办、世界自然基金会（WWF）协办的“SGS可持续发展高峰论坛2009”日前在广东省广州市召开，笔者应邀出席此次论坛并做了题为《履行企业社会责任，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的演讲。

笔者关注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已有10年之久，由于对所从事专业的钟情和爱好，每次参加企业社会责任活动都感觉到相当激动，与此同时，又感到很困惑。主要体会如下：

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内涵仍然被误解

尽管企业社会责任正以摧枯拉朽之势在中国开展，但企业社会责任的理念和内涵仍然被我国一些人士所误解。笔者在进行社会责任研究的过程中，经常从研讨会、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主流媒体等渠道发现，企业社会责任被一些人士片面地认为是SA8000、慈善捐款、助人为乐等。

还有一个有意思的情况，随着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中国的推广，不少会议、论坛都出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相关话题，使之成为时下十分热门的研究课题。由此，一些学者开始跟风、追逐热点，好像不讲企业社会责任就没有文化、不上档次似的。实际上，很多大讲特讲企业社会责任的人士根本就没有真正研究过企业社会责任，更不理解企业社会责任。

目前，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发展和实践来源于国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并通过国际产业链以订单的方式传递到我国，而我国企业还远没有达到自发进行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时代。我国现在的企业社会责任专家不是在清华、北大等高等学府，而是在珠三角等工业基地的三来一补企业。我国理论界研究企业社会责任是最近若干年的事情，但国际企业社会责任实践却伴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绝大多数的三来一补企业订单都附有企业社会责任要求和合同条款，绝大多数的加工产品订单都处处隐含着企业社会责任的精神，很多外向型加工企业的员工已经成为了企业社会责任多年来的前沿实践者，见证并参与了国际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我国的发展与演变。

从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质内涵来看，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理念、是一种社会规则，不是一些研究者们在互联网上通过拷贝闭门造车出来的，而是实践出来的。

企业社会责任认证或评比秩序混乱

目前，在中国不少中介认证公司都声称自己有资格经营企业社会责任认证等权限，并以此作为自己的生财之道。仅广州的中信大厦里就有超过40家中介公司声称有权经营所谓的“SA8000国际标准”。经统计，全国各类组织仅成立 “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就超过了25个，除了大中专院系等学术单位外，一些中介服务公司、报社、杂志社等经营组织在没有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的情况下，自我成立了该中心后，刻制“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印章，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的名义对外开展高盈利的评比活动。笔者认为，学术研究单位成立“研究中心”开展研究工作无可厚非，但企业等非研究工作的经营单位成立“研究中心”仅开展营利活动并不进行研究工作，就明显是“挂羊头、卖狗肉”欺骗社会了。尽管企业社会责任在中国越来越受到政府、企业、群众的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各种有偿的认可认证或评比却相当混乱，工商、宣传等相关管理部门应该给这些违法经营行为予以严厉的打击。

更为严重的是，企业社会责任评比或评价混乱不堪，可信度招人质疑。社会责任发展到今天，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企业的品牌、声誉等，因此就出现一些以营利为目的的评比活动从中不法获利：哪个企业给的钱多，就可以给他颁发个什么“最具企业社会责任奖”之类的荣誉，甚至还可以通过金钱关系邀请到一些“权威人士”给这些“买奖”的人“颁奖”。国内目前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比大都已经变质，评比中毫无公平可言，绝大部分都以企业本身的财富实力甚至资助金额为标准，而扭曲了企业社会责任的本质。

前不久，国内有家小媒体凭自己简单拼凑出来的所谓“中国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评出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100强”、“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先进单位”和“中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先进个人”等奖项。但该评价体系仅仅以几个非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指标构成，完全没有说服力和公信力，更不存在科学性。无独有偶，最近，某单位发布的中国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仅凭一个简单的所谓“评价体系”也得出结论：“中国远洋、国家电网和中移动位居企业社会责任指数排行榜前三名，中央企业和国有金融企业的社会责任指数远远领先于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这一结论明显不符合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实际情况。

面对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引入我国后被严重篡改或被商业化利用的现状，笔者感到痛苦和困惑。企业社会责任是一种道德理念，是净化社会的清泉，不应该在发展之初就被扭曲。因此，社会有识之士应共同致力于让更多的人士理解企业社会责任的真正内涵，使这股清泉能够长流不息。

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

企业社会责任应该是“在某特定社会发展时期，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应该承担的经济、法规、伦理、自愿性慈善以及其他相关的责任”。

因此，笔者认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通往可持续发展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第一，企业社会责任为企业带来新的发展机遇。第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提高企业的市场开拓能力。第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利于树立企业形象，增强企业竞争力。第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能促进企业创新，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第五，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使企业、政府、社会之间形成良性互动，从而为企业的可持续发展赢得良好的外部环境。第六，企业承担社会责任有利于推动优秀企业文化建设。

（作者是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经济学教授，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会长）

来源： 《羊城晚报E财富杂志》（双月刊）2009年第5 期,《光明日报》2009年9月

洛克菲勒有句名言：培养一个贵族需要三代时间。暴发户到贵族的距离，就是我们的新富阶层到兑现道德责任的距离。杭州飙车案中富家子弟无所畏惧，什么都不放在眼里，什么规则、什么责任、什么敬畏，都视若无物，表现出基本道德和责任的缺失，奢侈、贪婪和腐败已成为中国富人和“富二代”的代名词，这应当引起富人阶层的反思。

什么是“富二代”？简单地说他们是“富一代”的子女。“富一代”是改革开放后首先富起来的一批民营企业家，他们的子女大多在上世纪80 年代前后出生，生活条件优越，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拥有丰富的社会资源，如今他们继承过亿家产，拥有丰厚财富。与国外的“富二代”不同，中国的“富二代”是“穷人在教育富人”，即第一代是白手起家摆脱贫穷，但仍然没有摆脱“穷人思维”，第二代天生优越但精神贫穷。个别“富二代”与生俱来的富足生活，使他们不懂得宽容和感恩，不知道勤勉与谦逊，过于自我和散漫，过度追求所谓“个性张扬”，而对待别人的生活状况和社会心理感受相当冷漠，甚至“疯狂”到在寻求刺激最大化中漠视他人生命。而财富也成了“富二代”漠视法纪、践踏生命的腐化剂，更成了他们精神堕落、道德败坏的温床。司各特·菲茨杰拉德在小说《富家子弟》中写道，“让我来告诉你吧。这些富裕得非同一般的人，他们与你我不一样。他们从小就拥有和享受，这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他们的性格：在我们坚韧的地方他们软弱，在我们深信不疑的地方他们玩世不恭，以一种不是生来就富有的人难以理解的方式。”

正如卡内基所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财富品格也不是天生的。20世纪30年代之前，西方国家企业强调的唯一目标就最大利润，而30年代至60年代则倡导企业经理人的责任也要对顾客、员工、供货商、债权人及所在社区有所承诺；60年代后，则更多地主张企业应该参与解决社会问题，履行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到了21世纪，慈善事业已经成为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富豪倾心追求的神圣目标。在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时候，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已经成为弥合社会裂痕、平抑仇富心态的一剂良药，而富人捐赠慈善事业则是一种极好的形式。穷人们不但不忌恨富豪，反而以成功的富豪为榜样，因此也没有仇富心态的存在，这便是发达国家“和谐的富有”现象。国内富人的社会责任和国外相比，让人汗颜。“富一代”和“富二代”在富豪榜上名声显赫，但在慈善榜上却名落孙山。中华慈善总会统计，我国富人对慈善事业的捐赠小于15％，而他们占据的财富却在80％以上。目前，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马太效应”，穷人愈穷，富人愈富，这与和谐社会的要求是不相容的。

“富一代”实际上是改革开放30 年以来的最先受益者，未来5-10年将是中国企业交接班的高峰期，靠继承财富而上位的“富二代”，将完成中国历史上从未真正有过的代际传承和阶层变迁的使命。财富的传承是容易的，然而，在任何国家，企业家都是一种稀缺的资源。“富二代”继承了父辈的DNA，甚或亦继承了父辈的人脉资源和商业网络，却未必能继承父辈的企业家精神与企业家能力。“富二代”应当认识到，自己父辈财富的积累是千万劳动者辛勤劳动的结果，是国家富民优先政策支持和扶持的结果。富而思进、富而思源，“富二代”应当更好的回报社会，回报百姓，这才是财富的最大价值和内涵所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财富不是属于个人，财富永远属于社会。拯救贫困群体，主动回报社会，是“富二代”责无旁贷的重要义务。扶贫济困是一种“退赔”。穷人在为富人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同时，也让渡了穷人的机会成本，“富一代”和“富二代”的部分财富是以牺牲贫者的利益为代价而获得的。扶贫济困也是“富二代”为自己编织“安全网”，以实现“和谐富有”，富人要保障自己的财产权，首先必须尊重穷人的生存权。

中国古训说，富不过三代，二代守业，三代败家。JP摩根家族也曾经做过一项调查——家族企业能成功传到第二代的，只有三成；能传到第三代的，占12%；能传到第四代的，千分之一。美国亿万富翁巴菲特曾经把家族继承体系比喻作“选择得过2000年奥林匹克游泳冠军的儿子去夺2020年奥林匹克冠军”，一个成功希望极其渺茫的尝试。“富二代”面临着和“富一代”完全不同的处境，他们接手了几亿元资产，并不需要艰难开创局面，可是，他们普遍面对着更严重的现实，就是如何把几亿元资产好好掌管下去，让资产增值。富二代的成长，不但是“富一代”企业家辛辛苦苦创下的企业是否有人接班的问题，更是中国民族工业是否能持续发展的大问题。而承担社会责任无疑是“富二代”带领企业通向可持续发展、走向振兴的重要途径，世界著名战略学家迈克尔·波特指出，“只有通过战略性地承担社会责任，企业才能得到长足的发展，这也是最大的企业伦理和商业伦理，是企业长盛不衰的根本。它对社会施以最大的积极影响，并收获最丰厚的社会效益与商业利益”。企业不仅仅在于追求利润，企业的发展离不开社会的支持，企业要走可持续发展之路，就必须承担合理的社会责任。责任与竞争力相辅相成，相互影响，共生共存，没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不可能有竞争力；企业在强化自身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可以不断提高自己的竞争力。

自古以来我国便有义商的提法，历史上第一个著名的大商人陶朱公便以“富行其德，扶危济困”而名扬天下。“富二代”担当社会责任，体现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明的传承及社会进步的程度，体现的是富人的素质和修养。豪宅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富二代”应当高举振兴中华和人道主义两面旗帜，既要成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企业家，又要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慈善家，积极投身慈善公益性事业，主动承担起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历史使命。

（作者是北京交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博士后、经济学教授，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会长）

四、对中国的启示

由于以上文化背景、经济发展程度以及制度不完善等原因，中国的富人们很难在短时间成为像“盖茨”一样的慈善家。然而，国外慈善家对待财富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对待社会的态度以及国外政府的做法对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一）企业家自身培养社会责任意识

只有现代化的经济，而没有现代化的企业家精神，整个社会就经不起考验。企业家之所以成为企业家，不仅是头脑清楚，更需要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

西方的企业家社会责任意识在亚当·斯密时代就有所体现。这位资本主义的鼻祖、坚信自利对于社会价值的思想家，在他的第一本著作（1759）的开卷部分这么写道：“无论人们会认为某人怎样自私，这个人的天赋中总是明显地存在着这样一些本性，这些本性使他关心别人的命运，把别人的幸福看成是自己的事情，虽然他除了看到别人幸福而感到高兴以外，一无所得。”[13]

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934)指出，企业家的行为以“创新”作为特有目的，这种含有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是也一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并且是长期经济增长的源泉。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1985）对熊彼特这种企业家精神的定义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现代社会，如果说创新的企业家精神是一种生产要素，那么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感一定是创新企业家精神的一个重要因素。

汶川大地震中，中国一些企业家空口捐了千万，但社会真正需要其付出行动时却退缩了。2008年6月14日凤凰卫视节目中，《慈善家》杂志社社长王立伟透露：在中国，“诺而不捐”是慈善潜规则，平常年份的到账率也就7%。说明我们的企业家精神的社会责任公民意识还亟需加强。范松仁（2008）的研究表明，“在灾害面前捐赠者所能承担的“非常态”社会责任有多大，多少的付出才能最大限度地表达自己的善意，归根结底还是需要发挥捐赠主体内在的道德良心的作用，需要自己为自己‘立法’，自己把握价值尺度。”[14]所以，中国在地震中激发起来的社会良知和企业家精神，必须先从企业家自身社会责任意识的培养开始，并转化为一种常态，才能为中国的盖茨行为打下基础。

（二）政府完善相配套的慈善捐赠制度

中国出不了盖茨，与当下慈善制度有很大关系。美国于1913年开征累进遗产税，税率最低为37%，当遗产达到300万美元时，税率甚至达55%。并且美国法律规定，成立基金会和慈善捐赠可以获得一定幅度的税收优惠，捐出的资金在所得税中会相应扣除。倾向慈善的文化氛围与引导慈善的制度规则从来都是相互养成的。对我国的慈善捐助体系稍加考察就会发现，缺乏在法律上为慈善捐赠作相应减税和监管善款的透明运用的具体措施，也缺乏相对完善的财产保护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对民间自发的慈善活动还有不少限制。汶川大地震后，国人不分穷富都展现出了空前的慈善热情，所以合理的引导企业和企业家甚至民间爱心，使之制度化和常态化，是全社会提升责任的根本保证。从根本上说，如果要培养出我们自己的比尔·盖茨，首要的工作是要完善引导慈善捐赠的制度。

（三）培养一些慈善基金健康成长

培养中国社会的老年盖茨，首先必须培养青年盖茨和中年盖茨，给他们以发育、成长和壮大的机会，为他们建立起慈善捐赠的文化氛围。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慈善基金会还非常少，我们需要更多的类似李连杰的壹基金能尽快成长起来，承担起传播慈善文化和培育青年盖茨的社会责任。丁润萍（2009）给出了几个数据：“2006年，全国近100多家慈善公益组织所掌握的资金总额也仅占GDP的0.1％，中华慈善总会和中国青年基金会两家国内规模最大的慈善组织，一年运作的公益善款分别只有8000万和6000万。中国GDP约为美国的10％，但社会捐赠规模却不到美国的l％。”[15]当然我们也需要像美国的一套相对完善的慈善基金会管理监督体制，保证慈善基金会的规范运作，使企业家捐赠的资金能够得到合理科学的运用，促进慈善基金健康的成长，以带动全国性的慈善捐赠热潮。 

五、结束语

随着全球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关注，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也开始理解慈善捐赠的意义，很多大型企业已经开始陆续发布“年度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其中关于企业进行了多少次捐赠和捐赠的金额等是一项重要内容。尽管中国目前还没有比尔·盖茨这样的巨富之善，但中国人的慈善事业才刚刚起步，在企业家自身、社会和政府的共同行动下，随着经济文化不断发展、法律法规不断完善，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精神也将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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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黎友焕,张洪书.论国际企业社会责任运动与广东企业家精神建设[J].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5).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nse of Chinese Entrepreneurs：

Besed on The Case of Bill Gates Charitable Donations and Its Implications 

LI You-huan¹   GONG Cheng-wei²

(1 Beijing Jiaotong University,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eijing 100044;

2 Guangdong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Guangzhou, Guangdong 510610 ) 

【Abstract】 As the founder of Microsoft which is the header in software industry, Bill Gates has been criticized by the original stinginess, as well respected for donating all his property. Leaving aside his “merits and demerits,” this paper takes entrepreneur’s donation action on behalf of him as a case, to analyze the following problems through the comparison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the social responsibility sensibility of entrepreneurs, what experience China’s entrepreneurs should learn, the deep reasons for Chinese entrepreneurs lacking of the sense of social responsibility, as well as how to improve Chinese laws and regulations.

【Key Words】 Bill Gates; Charitable donations;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Responsi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