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编写企业社会责任/CSR报告

作者：□文/熊　萍　孙丽艳　盛　武　陈昌云

［提要］　企业社会责任管理以企业与社会和谐、持续、健康发展的理念受到企业界的广泛关注。本文以煤炭企业为对象，以卡罗尔的社会责任管理理论为基础，诠释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所蕴含的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为煤炭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思考提供素材。

关键词：煤炭企业；企业社会责任；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

基金项目：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新常态下科技人才创新能力对皖北地区可持续发展的驱动效力研究”（SK2016A0291）；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资本流动对安徽省区域经济发展差距的影响研究”（SK2014A231）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在经济环境日趋复杂的情形下，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旨在提高企业战略管理水平，打造企业战略柔性，贡献企业市场价值，越来越受到业界的广泛关注。在过去的十年里，煤炭企业从繁荣到萧条，引起我们对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思考。

一、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演变

（一）早期的“道德责任观”。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是自古以来就有的。企业作为一种经济实体，道德经营是社会对其的基本期望。主要体现在商业交易行为中推崇的诚实守信、公平交易、货真价实的法则。正是这种内力，使社会得以实现从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到市场经济的飞跃。

（二）中期的“经济责任观”。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对物质的需求越来越广泛，受生产力的制约，物质财富显得特别重要，企业经营管理受“经济责任”的制约。利润最大化、股东财富最大化成为衡量企业价值的主要标准。利润最大化观点论者视“企业社会责任”为成本负担而尽量逃避，认为追求利润是企业的责任，而解决社会问题是政府的责任。哈拉尔认为，这是工业时代为满足匮乏时期的基本需求所遇到的困难。企业单纯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行为带来一系列破坏：环境的污染和破坏，员工、消费者、广大公众等利益相关者利益的损害。企业与环境、利益相关者矛盾日益显现，影响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

（三）现代的“社会责任观”。20世纪以来，企业管理逐渐从“经济人”向“社会人”转变。随着经济的发展以及物质生产的日益丰富，企业之间的竞争开始从“质量、价格、服务”的竞争提升为“价值、服务、责任”的竞争。而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再视为成本负担，而是企业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源动力”。

企业价值管理的研究，加速了对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重视。所谓价值管理，是指以企业价值评估为基础，以价值增长为目的的一种综合管理模式。价值管理理论的目标被定位为适应企业追逐价值最大化的内生要求而建立的以价值评估为基础，以规划价值目标和管理决策为手段、整合各种价值驱动因素和管理技术，梳理管理和业务过程的新型管理框架。研究者认为，利益相关者关系、公司利润预期、企业社会责任声誉等已成为企业价值驱动因素，包括投资者、政府、管理者、普通员工，甚至社会团体在内的利益相关者都要求在企业的经营过程中获得足够的重视，已衍生为企业社会责任评价的维度，为国家和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价提供明确的指标。而资本市场也为利益相关者评价企业价值提供了更为方便的平台，“企业社会责任”形象为其吸引社会资本创造了声誉。因此，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是企业价值最大化目标的分解，是围绕价值管理而制定的经营规划。社会责任逐渐成为最大化公司长期价值的工具。

现代企业“社会责任观”认为，企业是社会的“工器”，服务民众是企业应尽的义务，而企业管理者个人也可以通过成功的运营企业来减少社会不公、贫穷、疾苦，从而为社会做贡献。

二、煤炭企业经营压力分析

我国是一个“富煤、贫油、少气”的国家。在重工业时代，煤炭经济作为地方经济的支柱，对地方GDP值做出了巨大贡献。从1978～201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改革开放以来，煤炭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一直占主体地位，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能源支持。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我国产业结构的升级，煤炭企业的传统生产项目将面临政策和市场的洗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价格动荡和市场需求萎缩风险。随着对外贸易的发达和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国际市场自然资源的价格动荡给煤炭企业带来巨大的经营风险。从国家统计局网站公布的数据分析结果显示：从20世纪90年代至今，我国原煤生产总量呈上升趋势，而原煤消费总量在能源消费总量中的占比却呈下降趋势，市场需求萎缩已经显现。数据表明，当前我国煤炭企业存在着生产过剩的情况，再加上国际市场资源价格的下跌，我国煤炭采掘行业迅速陷入了全面亏损的局面。

（二）资源枯竭风险。煤炭是不可再生资源，它有限的储量迫使煤炭企业终将面临资源枯竭、企业转产的局面。企业在资源鼎盛时期如果不做好长期持续发展的战略部署，就会遭遇“矿竭城衰”的经营困境。例如，东北的煤炭老工业基地已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

（三）新能源的替代之势。从图1可以看出，我国原煤消费总量在能源消费总量的占比在长期趋势中呈现典型的下降趋势。我国“十二五”能源规划显示：首先是优化能源结构，不断提高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能源比重。合理利用可再生能源，使新增能源消费中非煤能源比例逐步提高。煤炭在能源消费规划中的地位越来越低，甚至被清洁能源所替代。（图1）

（四）低碳经济的制约。低碳经济将整个社会经济转向高能效、低能耗及低碳排放的模式。2012年，我国的煤炭消费总量为35.15亿吨，世界第一。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到一个新常态。经济速度将由过去的高速增长向保持相对放缓速度转变，经济结构将由增量扩能为主向做优增量进行调整。我国《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表明：我国煤炭消费在2020年达到顶峰，然后呈现下降趋势，预计2050年煤炭消费只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5%。煤炭需求增速大幅放缓将成为能源消费的一个新常态。

煤炭价格的涨跌是商品经济时代不可避免的市场现象，能源消费理念的转变也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煤炭企业一时的财务盈亏虽然能反映有关决策的执行结果，但不能很好地预测企业未来。在当前形势下，煤炭企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能力已成为企业高层管理者的重要课题，考验着企业的组织能力和变革能力，在复杂的环境中获取竞争战略的优势。现代企业的竞争更多地表现为管理水平的竞争以及建立在管理基础上的包括品牌、质量、附加值、成本、核心技术能力、市场能力等方面的全方位的竞争。

三、煤炭企业社会责任的内涵

在企业社会责任理论中，卡罗尔的金字塔模型生动、形象的阐述了企业社会责任理论的内涵、层次和关系。卡罗尔将企业社会责任定义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某一特定时期内社会对组织所寄托的经济、法律、伦理和（慈善）自由决定的期望。卡罗尔指出，企业社会责任公司应该努力赚钱、遵守法律、追求道德，成为一个优秀的企业公民。我国煤炭企业大多属于国有大型企业，慈善责任在国企制度的设计中就得以体现。而经济责任、法律责任、伦理责任才是有助于企业发展的战略思考。因此，本文着重探讨煤炭企业这三个层次的社会责任管理的内涵。（图2）

（一）煤炭企业的经济责任。经济责任是企业作为盈利性组织而存在的基本追求。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显示，经济责任是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基础，即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产品和服务、为顾客创造更多的使用价值，为社会创造更多的工作机会、为企业、股东、社会创造财富，实现企业长期、可持续发展。我国煤炭资源的储量丰富，煤炭企业曾经是地方经济的航母，为地方GDP、就业、社区发展等做出了重大贡献。随着世界能源价格的动荡、低碳经济的制约，煤炭企业的经营面临着巨大的考验。如何防御和化解这场危机，是煤炭企业履行经济责任的考验。

为了有效抵御初级能源的价格风险，大型煤炭企业都采取了延伸煤炭产业链，延长煤炭采掘、加工、产出时间，创造更多的市场价值来抵御原料市场的价格风险。在能源市场低迷的形势下，煤炭产业链上游产品市场价格的下跌为下游企业原材料成本降低创造了条件。上游企业的利润下降被下游企业的利润大幅增加而抵消，从而提高了整个产业链的抗风险能力。以中国神华为例，在能源市场的寒冬中，中国神华赢得了行业盈利王的称号，这得益于神华提前对煤电产业的战略布局。同时，利用资本优势，推动传统产业的升级，加速对非煤产业的投资，培育可以支撑未来经济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实现生产多元化的战略布局，企业的战略发展方向从单一型向集约型发展，避免煤竭城衰的悲剧，实现企业和城市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是煤炭企业的战略使命。同时，随着国际市场的开放，煤炭企业利用自身的资本优势和技术优势，能够走出去，占领国际资源市场，发展本国经济。

煤炭企业作为一种经济实体，对利润的追求是它的经营属性，但它又不同于一般的企业，我国煤炭企业大多属于国有企业。企业的经济责任在于为股东创造更多的价值。国家是煤炭企业的最大股东，国家统筹赚取的经济利润，用于社会福利和全民发展，实现国家投资的社会责任使命。

（二）法律责任。法律责任是企业面临的外部压力，也是企业发展的动力。简单的守法仅仅是遵守规则就足够，消极反应是规避法律的利己而不利他的组织行为。仅仅遵守法律，是不足以解决社会问题的，政府资源的有限性导致单纯依靠政府无力解决社会问题。国际环保组织自然资源保护协会（NRDC）发布的《2012煤炭真实成本报告》显示：1吨市价500多元的煤，令居民健康和生态环境付出的代价高达260元，分别是：生产环节66元、运输环节28元和消费端166元。1吨定价500元的煤炭里，只有50多元是在为它造成的危害埋单，而且集中在生产端的税费征收。一个更加让人不太愿意看到的对比是，消费端造成的166元健康代价，只有5元/吨的排污费在为其埋单。长此以往，将会导致企业发展和社会关系恶化的局面。

一方面企业遭遇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巨大压力，国内和国际的环保法规影响企业的经营，消费者的环保意识显著增强，社区的居民对企业的生产和经营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不良的工作环境、威胁生存环境健康的生产项目将受到员工和居民的监督和坚决抵制而难以存续。煤炭企业在工业时代的粗放式发展战略已经难以为继。企业不得不关注环境保护并提高环境管理水平，履行相应的环境及社区责任；煤炭企业在响应国家安全、环保的开采制度基础上，及时转变战略思想，加速管理制度的改革，煤炭开采、利用技术创新，涌现出许多煤炭安全生产、绿色开采、绿色煤电等安全环保的新项目；另一方面基于社会责任的守法行为使组织自愿行动，寻求以最佳的方式和最有效的方式来执行，优化资源配置，为企业赢得长期发展的战略优势。同时，又节约政府监管成本，增加社会财富，实现利己与利他的双重目标。因此，煤炭企业在制度责任的压力下，变被动为主动，积极应对，及时转变企业发展战略思想，转变生产方式，产业升级，技术创新提升企业产品价值，抵消环境投资成本，有效提升企业资源的利用率，使企业更具有竞争优势。

（三）伦理责任。“社会责任假设企业不仅具有经济和法律义务，也有一定的社会责任，并超越这些义务”。卡罗尔模型显示，经济责任和制度责任是企业社会责任的低层次履行，高水平的社会责任应上升至伦理责任。伦理责任是对企业社会责任深度和意义的探索。伦理责任推崇的是自愿而主动的道德经营，一种超越自身经济利益的社会福利的创造，既尊重和维护劳动者和消费者的利益，又增强和维护社会的公共利益，如主动关注和承担环境责任，主动的社区投资和服务，社会公共福利的创造等。

煤炭企业作为一个经济组织，既是经济主体，又是道德主体，行伦理责任，是道德主体应尽的义务。行法之所是，并关怀福利，——不仅自己的福利，而且普遍性质的福利，即他人福利。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在争论中已经发展为公约，由政府来引导、实施和监管。企业社会责任标准的发布为煤炭企业探索企业和社会之间的连接和分离标准提供了依据。响应企业外部的伦理期望，开发和谐的商业伦理，塑造可内外辨识的企业人格，是煤炭企业的伦理责任。

四、小结

卡罗尔的企业社会责任模型为煤炭企业践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提供了参照。针对煤炭企业的经营压力，企业在推行社会责任管理，提升企业价值时应做到：主动承担开发治理的任务；技术创新，提升煤炭资源的利用效率；主动承担社会服务，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促进其运营、实现；推进多元化经营的战略部署，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煤炭行业兴衰成败的十年，重启对煤炭企业战略价值的思考，有一定的现实意义。煤炭企业的社会责任管理是全球化发展的趋势，是企业生产方式的转变，是企业价值管理的创新，是企业文化的塑造，是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内推力。

（作者单位：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翁世淳.从价值创造到市值管理：价值管理理论变迁研究评述［J］.会计研究，2010.4.

［2］杨睿.煤炭作为主要能源地位短期难改变［N］.第一财经日报，2015.1.3.

［3］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1f56230102ver1.html

作者：□文/黄　芳

［提要］　可持续发展观的深入，公司社会责任日益受到重视。董事会是公司内部治理的核心机构，它的治理结构直接关系公司社会责任的践行。本文拟采用文献研究法，试图从董事会结构的成员构成、领导权结构、规模、专业委员会的设置四个维度，研究其对公司社会责任水平的影响。

关键词：董事会结构；公司社会责任；研究综述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董事会结构与公司社会责任关系研究综述

一、董事会成员结构与公司社会责任

董事会的成员结构组成对董事会治理效率产生直接影响，从而影响到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国内外学者大多数从董事会成员的构成类别、背景、性别特征这三个方面，来研究其对公司社会责任的影响。

（一）董事会成员构成类别。李斌（2010）将董事会成员分为执行董事、灰色董事、独立董事三类。执行董事来源于公司内部经营管理人员，较注重企业短期经济利益，会规避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带来的成本与风险；灰色董事属于公司外聘，外部视野较广阔，但自身的经济利益又受内部管理层的控制，容易偏向执行董事；独立董事不像执行董事容易同经理人员合谋，也有别于灰色董事受商业利益驱使，除了保护投资者利益外，还适合治理消费者保护、社区、环保等社会责任问题，监督管理层社会责任履行情况。Fama（1980）、Rose（1990）、Ibrahim（2003）、吕立伟（2006）、秦琴（2013）等学者也认为经理人员作为执行董事会过分关注自身利益，容易产生短期行为，独立董事的引入可以使公司在经营决策过程中综合考虑各方利益，提高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水平。然而，Bleak（1999）、Mcguire（2003）、Deckop（2006）提出执行董事在持有较高公司股权比例的情况下，会比外部灰色董事、独立董事更关注企业的长远发展，更有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动机。王化成（2003）、马连福（2007）、韩彩彩（2012）等也提出独立董事并没有发挥实质性的作用，独立董事比例的提高并未显著改善企业社会责任。陈留彬（2003）、刘文（2007）、宁雪（2012）通过调查研究发现董事会成员结构中增加员工代表，可以实现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使公司社会责任更好的履行。

（二）董事会成员背景。Carpenter & Westpha（2001）、沈俊伟（2006）、李菁（2013）通过研究发现董事会治理行为偏向与董事会成员的专业知识背景和过往的经验有密切的关系，如会计专业背景的董事会较关注企业财务报告的披露、具有法律背景的董事较关注企业经营的合法性、过往有在大型国企担任高管的董事会较注重企业社会责任的实施。

（三）董事会成员性别特征。Siciliano（1996）通过收集大量数据得出董事会成员中男女性别比例较均衡的企业，比男女性别比例悬殊相差较大的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要高。Ibrahim（1995）针对标准普尔公司社会责任的研究显示，男董事较关注企业经营效益，女董事则偏向塑造公司形象，会积极去承担一些社会责任。Wiliams（2003）、刘金川（2014）认为女性董事比男性董事更具有同情心，会更容易作出一些加大扶助贫困员工、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政策，也会对社会捐赠呼吁做出积极响应。笔者认为，公司应建立多元化的董事会成员结构，吸收包含管理层、外部专家、普通员工、债权人在内的各利益相关者，公司内外部利益才能得到权衡，董事会的决策才更具有全面性、战略性，公司社会责任水平才能提高。

二、董事会领导权结构与公司社会责任

董事会领导权结构主要表现为董事长和总经理两个职位是分离还是合一，它关系到董事长在公司治理中的独立性，也决定了总经理会不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国内外学者就董事会领导权结构对公司社会责任影响的研究主要有三种观点。

（一）两职位分离有利于提高公司的社会责任水平。Sieilian（1999）、Sora（2004）通过研究发现董事长与总经理职位合一会削弱董事会的监督、决策能力，不利于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而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位分离的公司社会责任承担的要多。洪杰（2010）认为两职位分离可以提高公司社会责任指数，因为两职位分离状态下，董事长更能保持其独立性，总经理又多了一层监督，更容易考虑到公司社会责任的履行。

（二）两职位合一有利于提高公司社会责任水平。Nada & Andrew（2007）提出董事长和总经理兼任，董事长能够以超越部门的经济利益观去处理各种社会问题，给企业带来长远利益。秦丽娜（2012）也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位合一，可以减少董事长和总经理之间的协调沟通时间，在公司发生社会责任危机时，董事长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召集人员听取意见，并以最快的速度对社会不良影响做出决策。

（三）董事会领导权结构与公司社会责任关系不明显。王建琼、何静谊（2009）通过实证研究证实董事长与总经理二职兼任与企业社会责任之间的关系并不显著。这种情况的产生可能是由于我国公司存在一股独大的现象，董事长并没有最终决策权，对总经理的监督也会弱化，所以两职是否分离对公司社会责任影响不大。

笔者认为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是否分离，关键在于两职设置的动机，如果领导成员能够考虑多方成员利益，领导权结构的设计可以富有弹性，既能给董事会结构设计留有创新空间，又能兼顾社会责任的履行。

三、董事会规模与公司社会责任

董事会规模会影响到公司社会责任水平，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学者的证实。但董事会规模如何确定却备受争议。

（一）董事会规模较大有利于提高公司社会责任水平。Dailay（1999）、Minow（2004）、沈洪涛（2007）、宣杰（2014）通过大量研究提出：公司董事会规模较大，可以吸收不同专业知识及经验的专家，利用他们丰富的资源优势，使决策更加科学、合理，也便于将员工、债权人等不同的利益关系代表者吸收进来，使董事会的履责范围更广、协调各方利益相关者，从而提高公司社会责任的表现。

（二）董事会规模较小有利于提高公司社会责任水平。Lipton & Lorsch（1992）通过数据检验得出董事会规模在超过10人时，会导致董事会机构臃肿，沟通、协调成本加大，董事会治理缺乏效率，也容易导致一些董事搭便车，使董事会成为少数人的利益代表。Jensen（1993）对此持有同样观点，认为小规模董事会比大规模董事会能提供更好的监督，董事会规模最好不要超过8人。

（三）最理想的董事会规模。Lipton & Lorsch（1992）董事会人数过多会造成董事会功能紊乱，决策效率低下，董事会人数过少容易造成管理层缺少监督，忽略公司社会责任的承担。因此，他们认为最为理想的董事会规模应为8人或9人，当领导权结构两职位合一时，董事会容量在7～9人最为理想。在董事会规模确定上，笔者与刘春生（2010）持有同样看法，认为适当的组织规模可以扩宽董事会成员的视野和知识基础、削弱大股东控制、增强集体决策的独立性与科学性。这样董事会在讨论公司社会责任议题时，需要统筹兼顾公司内外各方意见并协调多种矛盾。因此，其董事会规模适当扩大可以确保讨论的充分性与决议的有效性。

四、专门委员会的设置与公司社会责任

我国《公司法》规定：董事会每年度至少召开两次会议。不少学者认为仅仅依靠每年的例行会议很难有效的推行公司社会责任，只有设立若干的专门委员会，才能保证董事会闭会期间，公司也能继续落实社会责任。李斌（2010）认为董事会设立公司治理委员会、社会责任委员会等专门委员会，可以提高董事会治理效率，避免频繁召开董事会带来的高成本，日常由这些委员会负责人定期向董事会提交公司社会责任的工作情况，使公司社会责任的治理成为常态化。Heriques（2001）的研究认为社会责任审计应该包括非政府组织和其他民间团体，使利益相关者能真正的参与到对信息质量的监督过程中去，保证公司社会责任得到真正落实。郑惠惠（2008）也指出董事会设立专门的审计委员会，可以保证公司披露的社会责任审计信息真实可靠、可以减少舞弊行为，从而降低社会丑闻发生概率，提高公司的社会公众形象。Hillman（2001）、Schimidr & Brauer（2006）认为董事会设立专门的战略委员会，将公司战略目标与社会责任战略管理紧密联系起来，通过在战略规划中公司资源的分配决策同社会责任战略保持一致，实现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作者单位：泉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Sora.The ethical dilemma of merging the roles of CEO and chairman of the board corporate governance［J］.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2004.24.

［2］李斌.董事会治理结构对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研究［D］.湖北：武汉大学，2010.

［3］洪杰.股权结构、董事会治理与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关系的实证研究［D］.山东：山东大学，2010.

作者：□文/冯丽丽　陈　明

［提要］　近年来，我国企业意识到要积极履行社会责任，企业采用自上而下的社会责任推进方式，使得管理者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影响凸显出来。本文选取国有企业上市公司经验数据作为研究样本，从管理者视角出发，通过管理层特征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进行实证分析。

关键词：社会责任；管理层年龄；管理层受教育程度；管理层薪酬

基金项目：河北省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家文化与现代公司治理的融合性研究”（项目编号：HB15GL036）

中图分类号：F27 文献标识码：A

原标题：管理层特征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影响的实证研究——以资源类国有上市公司为例

一、引言

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企业的关注集中在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上。为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我国政府出台了相关法律政策，并且实施有效的经济政策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如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布《关于加强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承担工作的通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指引》。同时，我国提出“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2020年提到百分之三十，更多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实际上就是指国有企业发展到一定程度更应强调其社会责任。

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管理层要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只有自觉的承担其社会责任，强调对人和自然的关注，保障消费者、政府、利益相关者的利益才能赢得社会公众的认可和尊重。管理层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一步分析，企业内高管人员的性别、年龄、教育背景及薪酬等特征对组织的战略决策有较大的影响。因此，本文利用资源类国有上市公司的数据试图从管理层特征这一视角，分析其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相关性，为企业管理层人员的选拔和安排提供理论依据，为企业长远发展回馈社会提供切实的建议。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目前，国内外关于管理层特征的研究与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仅仅限于单独研究，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与其管理层特征相联系的较少，因此本文的研究方向是管理层特征（管理层薪酬、受教育程度及平均年龄）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

Hambrick和Mason（1984）提出了不同的管理层特征在战略上会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同影响的“高阶理论”。“高阶理论”认为，不同的管理层特征在战略上会有不同的选择，从而对企业的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因此，高层管理团队的认知能力、感知能力和价值观等心理结构决定了战略决策过程和对应的绩效结果。不过，高层管理团队的心理结构难以度量，而高层管理团队的人口背景特征，如管理层人员年龄、管理层人员学历背景及管理层人员的薪资报酬等是可客观度量的，且与管理者认知能力和价值观密切相关。因此，本文选取管理层平均年龄、管理层的受教育水平和管理层的薪资报酬三个管理者特征，对管理者特征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关系进行分析。

黄旭和李卫民（2010）通过实证研究表明在我国的企业中，高管的平均年龄、职业经验对企业战略类型的变化有显著负相关关系。年长的管理者与年轻的管理者价值观不同，年轻的管理者进行决策的时候对新事物新概念的接受能力更强，更愿意冒险，也表现得更愿意进行变革，而年长的管理者进行决策的时候，社会责任感更强，越能够考虑企业利益、社会影响、环境污染等多方面的诉求，也就越有可能承担企业社会责任。据此提出第一个假设：

假设H1：在同等条件下，管理层平均年龄越大，社会责任履行越好。

Wiersema和Bantel（1992）发现管理层人员受教育程度越高，对新事物的接受程度越高，企业越容易发生战略变革。程玉婷（2012）通过研究表明高管的性别、年龄、教育水平等因素都对企业战略起到了较大影响。受教育程度与管理层成员的认知能力与学习能力密切相关。一般教育水平越高，对知识、技能、信息处理的能力越强。较广的视野与眼界也使他们更能够做出有利于企业长期健康发展的战略决策从而对企业的绩效产生积极地影响。据此提出第二个假设：

假设H2：在同等条件下，管理层受教育程度越高，社会责任履行越好。

ohnson和Greening（1992）通过高层管理者产权的角度研究高管在企业中获取的利益，研究发现高管产权对企业的社会绩效存在正相关关系，即高管在企业中获取的利益越高高管越倾向于重视企业的社会绩效。刘婷婷（2013）研究发现企业绩效的提高对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具有推动作用，并且出具社会责任报告有利于企业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进而改善企业的绩效。企业的绩效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存在联系，客观上来说，在企业经营状况比较好的情况下，管理层的薪资报酬也会相对较高，也更有利于管理层将目光放长远，为了企业的持续发展会更积极主动地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据此提出第三个假设：

假设H3：在同等条件下，管理层薪资报酬越高，社会责任履行越好。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取。本文选取2011～2013年度沪深市中被润灵环球纳入评价系统的资源类国有企业作为初始样本，剔除了部分数据缺失和以ST、*ST、SST、S开头的样本，最终得到32个样本，96个观测值。本文数据除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来源于润灵环球的社会责任评价总得分外，其余的管理层年龄、薪酬及学历数据均来源于国泰安数据库和巨潮资讯网，控制变量数据由年报披露数据自行计算得出，并以spss17进行分析研究。

（二）模型设计。设立模型（1）来研究管理层年龄、管理层受教育程度及管理层薪酬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影响，模型（1）如下：

CSR=a+b1X1+b2X2+b3X3+b4X4+b5X5+b6X6+e （1）

其中，CSR是因变量，代表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用润灵国际社会责任报告评价总得分表示；X1、X2、X3是自变量，分别代表管理层年龄、管理层受教育程度及管理层薪酬；企业管理层平均年龄用管理层各成员年龄的和与其管理层规模即管理层人数之比来表示；管理层的受教育程度采用对学历赋值法：1代表高中或中专及以下，2代表大专，3代表本科，4代表硕士研究生，5代表博士及博士后。并用管理层人员受教育水平之和与管理层规模之比求出的受教育水平平均值来衡量该公司管理层的受教育水平；管理层薪酬用年度薪酬平均数来衡量。X4、X5、X6是控制变量，分别代表资产负债率、净资产收益率和营业收入。

四、实证分析

（一）描述性分析。本文就变量进行描述性分析，如表1所示。可以看出，中国资源类国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分极大值为81.7，而极小值仅为23.03，说明上市公司履行社会责任的差距较大。同时，润灵环球的社会责任评级中显示全国上市公司2013年的平均分数为38.98，而资源类国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评分均值达到40.5455，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说明资源类国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履行情况相对较好。一方面可能与企业国有性质有关；另一方面也可能与近几年国家环境治理力度加大有关，提高了资源型企业环境责任的履行水平。管理层年龄平均值为51.45，极小值为46.48，极大值为59.79岁。管理层受教育水平均值介于3和4之间，受教育水平在本科和研究生之间，说明管理层对受教育程度相对较高。管理层薪酬最小值和最大值分别为6.11万元和87.64万元，说明不同企业管理层薪酬水平差距很大，可能与企业分布地理位置、企业绩效有关，也可能与某些公司采取高薪激励制度有关。（表1）

（二）相关性分析。本文就各变量2011～2013年相应数据做出相关性分析，如表2所示。可以看出，自变量管理层年龄、管理层受教育程度和管理层薪酬均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呈现显著正相关，其中年龄和受教育水平在5%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管理层薪酬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通过检验。控制变量中营业收入与社会责任的履行呈显著正相关关系，净资产收益率与社会责任呈正相关关系，但是不显著，而资产负债率则与社会责任呈负相关的关系。（表2）

（三）多元回归结果及分析。本文就各变量2011～2013年相应数据做出回归性分析，如表3所示。在表3中，管理层年龄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假设H1成立，可能的原因是年长者工作经验丰富、责任心强，可能给企业带来更稳定的经济效益，从而使企业有更多的资本来履行社会责任。管理层受教育水平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正相关，假设H2成立，验证了管理层受教育程度越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情况越好，可能是管理层人员学历越高、素质越高，越会考虑到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利益，同时也更能够以长远的眼光看待企业的发展，从而更加重视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然而，管理层薪酬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不显著，这可能与样本数量有关，也可能与选取行业比较单一及企业性质比较单一有关。也可能说明提高管理者薪酬，不一定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帮助。控制变量中，资产负债率和净资产报酬率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显著相关；营业收入与企业社会责任的履行呈显著正相关，与相关性分析结果保持一致，说明公司规模越大，收入越多，越注重企业对外形象，同时也能更好地履行社会责任。（表3）

五、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对纳入润灵环球社会责任评价中的资源类行业的管理层特征进行研究，考察管理层特征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有怎样的影响。具体而言，管理层年龄和受教育水平越高，越有利于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然而企业管理层薪酬与社会责任的履行没有显著相关关系。由于客观原因，本文也存在一定局限性。管理层特征只考虑到了三个因素，而没有分析管理层特征中的性别、任职期限等因素。此外，获取的管理层特征信息数据可能不完善。本文选取资源类国有上市公司2011~2013年的数据作为样本，样本量小及行业单一也可能导致研究结果不准确。

（作者单位：河北地质大学）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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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Knight，D.J.“Performance Measures for Increasing Intellectual Capital”.Strategy & Leadership，1999.

［4］沈洪涛.公司特征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来自我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会计研究，2007.3.

［5］孙德升.高管团队与企业社会责任：高阶理论的视角［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9.4.

［6］黄旭，李卫民.企业高层管理团队特征与战略变革关系的实证研究［J］.中国会议，2010.

作者：□文/杨　韵1 罗世华2

［提要］　政策法规是企业社会责任至关重要的外部推动力量，其中地方政府的社会责任意识和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尤为重要。本文分析地方性政策法规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驱动作用，并以深圳和顺德为例，剖析两地政府在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实践经验，并分析比较两地政策差异，提出地方政府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企业社会责任；法律法规；政策引导

项目基金：2016年度顺德区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顺德区龙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因及保障机制研究”（项目编号：2016-YB7）

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是企业内外部因素或者说是企业面临的利益相关者共同作用的结果。许多学者在讨论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时借鉴Schwartz & Carroll的概念模型，认为企业社会责任的动因主要有经济动因、制度动因和伦理动因。其中，经济动因和伦理动因属于内部动因，是企业基于经济利益和道德力量的主动行为；制度动因是外部因素，政府、法律法规是企业生产经营中不得不面对的外部环境，也是企业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对企业社会责任行为有重要影响。

一、地方性政策法规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的驱动作用

作为发展中国家，我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一系列社会责任问题如环境污染、产品质量、生产事故、用工纠纷等凸显出来。我国目前主要采取政府管制措施强制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由于没有涉及任何关于成本最小化、资源配置效率的机制等问题，以激励为基础的市场机制也存在巨大的行政压力等实施困难，导致了企业与政府之间的非合作博弈，使得这些社会责任问题屡禁不止，政府虽投入较大，收效却未能如意。

在这种背景下，如何制定合理的行政法规约束企业违规行为的同时，颁布实施一系列激励政策来引导企业自愿履行社会责任的研究，为国家解决社会责任问题提供了新的视角，它将使企业从被动地适应政府和公众的要求转变为主动的社会责任管理，把社会责任关注结合到企业战略管理中去，创造更为和谐的柔性化社会责任管理，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的质量，促进资源配置效率的提高。

地方政府以政策去引导和规范企业负责任的行为，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法制化、规范化、制度化，同时通过逐步建立市场激励和社会监督与服务机制来积极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

从2004年开始，中国的一些地方政府，陆续采取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激励政策。2004年5月，常州市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标准》。2007年5月，深圳市政府也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同年7月，上海市分别发布了《浦东新区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若干意见》和《浦东新区推进建立企业社会责任体系三年行动纲要（2007-2009）》，引导和鼓励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这是我国地方政府首次以行动纲要的形式确定社会责任建设具体目标、实施的具体形式。2008年浦东新区发布了上海市地方标准《企业社会责任导则》，这是我国首个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省级地方标准。

制定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目标，直接体现在对具有企业社会责任的优秀企业起到表彰、鼓励的作用，政府与企业法律关系的进一步理清为企业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创造了更为宽松的法律环境，使企业感到他们的负责任行为得到了政府的认可，从而激励企业进一步的发展；同时，帮助那些努力追求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为他们提供各种的渠道以获取不同方式的帮助。以此提高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能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竞争力，为统筹经济社会发展、推进和谐社会建设做出贡献。

二、地方政府推动企业社会责任政策的实践——深圳和顺德比较研究

（一）深圳市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深圳是中国出口重镇，外贸出口总额已经连续多年保持全国第一位。由于与国际市场联系密切，较早接触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在深圳市政府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赞同和推动下，深圳各界对企业社会责任持积极的态度。2006年，深圳市将“建立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制度”列为重大调研课题，专门成立课题组草拟《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2007年5月，深圳市委市政府发布了《中共深圳市委深圳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意见》，为进一步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全面、系统的政策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深圳市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准则》，率先建立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制度框架。

2015年深圳率先在全国推出了企业社会责任地方标准——“深圳标准”。深圳市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主要由一个意见、两个标准组成。一个意见是《关于进一步促进企业社会责任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于3月11日出台；两个标准是与《意见》配套的《企业社会责任要求（SZDB/Z 133-2015）》、《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指南（SZDBZ/Z 134-2015）》（以下简称《要求》、《指南》），于4月1日开始实施。《意见》提出社会责任评价实行政府主导、企业自愿、社会参与、评价机构独立评价的工作机制。《要求》、《指南》两个标准化指导技术文件是目前我国第一个以地方标准的形式发布的社会责任评价标准。

（二）顺德区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实践。顺德是珠三角地区著名的制造业基地，以工业为主导、三大产业协调发展。30多年的改革创新，以产业集群、自主品牌、民营经济和顺商文化为特色的顺德经济快速健康发展，形成家电、通用装备两大千亿级产业集群以及家具制造、精细化工、金属材料等配套产业集群，连续4年蝉联全国百强县区榜首，截至2015年拥有上市公司17家。由于乡土文化、外向型经济和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因素，顺德企业也开始重视企业社会责任问题。2014年顺德区委托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对顺德的300家“龙腾企业”（区内300强）进行调研，旨在发现“龙腾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闪光点，发挥其示范效应，培育工商界回馈社会的自主意识，促进相关扶持政策与企业履职情况挂钩，形成协同共治良好氛围，并带动公众参与，提升改革的社会参与度。

课题组于2014年底发布了《顺德龙腾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2015年底完成了《顺德龙腾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报告》，并计划在2016年正式出版结合研究报告和顺德特色企业社会责任典型案例集的书——《企业社会责任在顺德》。

（三）深圳和顺德两地区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政策比较。由于地方经济发展状况有所差别，社会文化环境有所不同，深圳和顺德两地政府推进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和举措呈现出了各自的特点。从目前来看，地方政府推动企业社会的驱动力还主要来源于解决目前地方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上。例如，深圳市是一个国际化、开放型城市，集中了大量劳动密集型和出口型的企业，面临着农民工安置、国际采购商验厂等企业社会责任相关问题，这促使深圳政府调整了其发展战略——从以忽视社会和环境利益为代价追求发展的战略转变为经济、社会和环境平衡发展的战略。

而顺德作为处于珠三角腹地的县区级城市，其国际化程度和开放自主性远不及深圳，因此在制定企业社会责任的地方性政策法规层面、配套激励措施方面也相对落后于深圳。具体从以下几个层面分析：

1、政策性质。从政策性质层面来看，深圳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包含“一个意见、两个标准”，既有纲领性的文件，又有具体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体系和评估方法类的评价性文件，是目前我国第一个以地方标准的形式发布的社会责任评价标准；而顺德仅是一份评估指标体系，缺乏政策纲领性文件，也没有具体的指导性评估方法和量化的评估标准。

2、评估内容。从具体的评估内容来看，深圳的企业社会责任标准文件规定了社会责任的7项原则，包括：遵守法律法规、承担责任、公开透明、合乎道德的行为、尊重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尊重国际行为规范、尊重人权。并阐述了社会责任7项核心主题，包括：企业治理责任、人权责任、保障劳动者权益责任、环境责任、公平运营责任、保护消费者权益责任、社区参与和发展责任。（图1）

顺德的《顺德龙腾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设置了消费者关怀、员工关怀、社区参与与发展、环境保护与资源利用、企业社会责任管理在内的5个一级指标、19个二级指标和58个具体评价项目。（图2）

表1比较了两地政策对社会责任七大主题的覆盖情况，可见深圳标准相比顺德标准要全面完整。（表1）

3、适用对象。深圳标准在《企业社会责任要求》中明确指出社会责任的七大主体与每个企业都相关，但并非七项主题中的每项社会责任事项要求都同等适用于所有企业。企业应根据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和环境发展水平，结合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及利益相关方期望，并在满足适用的法律法规要求的基础上，识别确定每项社会责任主题中的具体社会责任事项与优先事项。并期望使用本文件的企业不仅仅满足于符合要求，而且更关注自身社会责任绩效的提升。顺德的《顺德龙腾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主要针对顺德的300家龙腾企业。顺德区在2010年开始推出“龙腾计划”，在申报的企业中遴选出300家企业在财税、融资、市场拓展、科技创新等7个方面进行重点扶持，入选的300家龙腾企业虽然只占全区企业总数的1.5%，规模以上企业的10.5%，但经济总量却占80%以上。

4、推进措施。深圳政府相关部门配合社会责任深圳标准的出台，共提出11条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申报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活动。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划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级、★★级、★★★级。在评价有效期内，对通过责任评价的企业，政府相关部门在政策法规框架内提供有关便利服务。如人居环境部门拟对获得★★以上等级企业，在日常环保监管中适当调整现场检查和监督性监测频率；对获得★★以上等级企业，税务部门拟按有关规定提供服务绿色通道；外事部门拟对获得★★以上等级企业，在企业员工因公渠道办理赴港澳手续和申办APEC商务旅行卡时给予优先审批办理；对获得★★★等级企业，根据业务需要提高相关企业多次往返港澳签注的比例。顺德《顺德龙腾企业社会责任评估指标体系》的出台旨在发挥标杆企业的带动示范效应，通过调研报告和案例集书稿的发布，主要起到对企业正面宣传的作用。

三、地方政府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对策建议

（一）以税收政策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税收不仅是政府进行宏观调控的有效方式，也是鼓励与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手段。首先，在鼓励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过程中，可以根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情况予以相应的税收优惠。我国现行税法对于公益性捐赠实行抵扣所得税制度，然而又对公益性捐赠的范围做出种种限制，实际扣税比例不高，使得激励作用不能充分发挥；其次，在税收过程中，政府也应当注重适当提高优惠税额，考虑再度扩大免税受赠主体范围，简化减税、退税办理流程，使企业的慈善捐助都能切实享受免税激励。最后，政府应当完善税法，对于一些可能对环境造成伤害和对生态造成影响的生产活动，增收环境保护税，以税收进行调节与控制，运用负激励的手段鞭策企业在生产经营的过程中关注生态环境与可持续发展，切实履行社会责任。

（二）规范企业社会责任评价和披露制度。目前，我国提倡上市公司必须提交每年度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并且也在不成文规定地情况下较严格的实施，且效果显著。借鉴这一措施，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出台一系列具有针对性和吸引力的政策措施，鼓励企业申报参与企业社会责任评价活动。出台政策完善企业信息披露制度，全面、多样化的既有定性又有定量的对企业的社会责任进行披露，促进企业更好地履行责任。

（三）以项目支持引导企业履行社会责任。首先，政府通过创建一系列的项目，奖励在评估中良好履行社会责任的企业。将项目交给在社会责任评估中表现良好的企业，不仅能激励企业继续发扬，更好地实现社会价值，也能对其他企业形成鼓励与压力。从而引领商界对社会责任的关注与践行。一方面从经济财政方面给予一定的优惠与帮助；另一方面也将先进的技术与项目介绍给社会责任感强的企业，实现双赢；其次，政府应当创建一些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公益性质的项目，实行公开招标，将其外包给企业，实现政府与企业的合作。

（四）通过社会组织推进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社会组织是推动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重要力量。首先，政府应当提高社会组织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准入。专业的社会组织能为企业提供咨询，提供专业的技术支持。企业通过咨询，与其建立长效合作机制；其次，通过专业的社会组织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的评估，形成各企业之间履行社会责任成效的对比，社会组织在很大程度上能做到科学、专业地对企业进行社会责任评估。通过社会组织参与，可以根据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具体情况，起到鼓励与鞭策的作用。

（作者单位：1.顺德职业技术学院；2.广东粤广律师事务所）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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