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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SA8000研究综述2

二、SA8000对我国产生的影响

1.对外贸出口的影响

   许多学者都认为SA8000在我国的推行对我国的外贸出口的冲击首当其冲。我国产品的比较优势主要体现在低廉的劳动力成本上，如果实行严格的劳工标准与企业社会责任标准，人力成本提高是无疑的。例如，如果企业按SA8000标准或者一些跨国公司自行制定的标准执行，某些劳动密集型生产商的平均人力成本会上升50％－100％，生产成本的上升对发展中国家企业的打击将是灾难性的，无异于将发展中国家的产品逐出国际市场（曹宗平，2004）。SA8000的致命关键正在于它有效地降解了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中最大的比较优势——劳工成本。因为实施SA8000的认证和维护，需要企业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申请和更新，无疑将大大增加成本，使企业不堪重负（梁桂全、黎友焕，2004）。

    张京卫、周应堂（2006）认为SA8000不仅将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构成障碍，同时改变了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市场格局，还影响劳动密集型产业国际间的合作深度。我国80％出口产品市场是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发达国家的组织积极推动SA8000认证，在客观上对我国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形成了贸易壁垒, 使我国相关企业不得不重新开辟新的国际市场。如果将劳工标准提高到SA8000标准规定的水平, 将带来出口产品生产成本上升, 降低对外资的吸引力, 同时跨国公司也会担心其分包商不能达标而不愿来投资，这对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外资的合作将产生消极影响。

2.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

   SA8000对企业竞争力的影响主要是加大了企业的生产成本。SA8000 标准的实施将会导致三种成本: 一是评估现行状况、制定系统原则和程序、控制和记录所需的时间成本；二是采取补救措施所形成的成本, 即减少工作时间、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与生活环境等所带来的成本; 三是认证、审查以及不断进行控制和监督审查的费用（张太海，2007）。SA8000的实施提高了产品成本, 削弱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刘瑛华（2006）认为SA8000的实施降低我国企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国际竞争优势。长期以来, 由于我国赋存的丰富而廉价的劳动力成为许多企业获取国际竞争优势的关键。虽然我国在保护劳动者权益方面作了大量工作, 但一些企业承担这方面的社会责任仍不到位。SA8000强制要求我国企业以达到社会责任标准作为贸易的前提, 许多企业的成本将大幅度提升, 必将降低国内企业特别是中小企业的出口竞争力, 影响其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

    张文兵、葛永波（2003）认为SA8000会增强发达国家产业的差异化优势，这方面也会减弱我国产品的竞争优势。SA8000的推行使得发达国家的消费者就会形成逐渐固化了的印象，即承担企业社会责任、经过SA8000认证的产品具有更严格的社会责任方面的道义标准，相反，很多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没有经过SA8000认证，将被贴上压榨工人、剥削童工、不人道等耻辱的标签。这将影响消费者的购买选择，形成了发达国家产品在此方面的差异化优势。

    从短期讲，SA8000为我国企业的竞争力带来消极影响；从长期看，却是我国企业竞争力的一次提升机遇。SA8000已成为全球化经济中企业竞争新要素，这个要素直接从赢得消费者的关注和认同、增强投资者的信心、改善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完善企业的管理体系、促进企业参与国际分工等方面影响企业的国际竞争力的提高（曲建忠、刘国华，2004）。从间接影响方面讲，由于SA8000 倾向于文化价值理念、意识形态和劳动制度等方面的关注, 从较深层次提供了企业作为一个社会组织所应具有的模式, 这对我国企业摆脱某些落后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束缚、适应国际市场游戏规则会产生较大促动, 进而对企业长远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产生间接影响（王丽萍、吴进红、蒋兰陵，2005）。

3.对人力资源管理的影响

   SA8000的加速推行，对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人力资源管理来说，既是契机又是挑战。SA8000的实施会使得员工薪酬水平的提升与企业人力资源成本的上升、企业人力资源使用负外部性的减少与企业负担的加重、员工权利的增强和企业人力资源管理相抵触风险的增加。企业接受SA8000标准是对企业人力资源管理加以制约，如果在现阶段强制推行SA8000标准将必然使许多劳动密集型产业陷入不利的境地(陈淑妮、黎友焕，2006）。但另一方面，人力资源管理的开展也因此有了制度的保障。因为传统的人力资源管理受制于资本，不能纯粹从人力资源的角度来发展人力资源管理。在企业利益与员工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即便人力资源管理有心维护员工利益，很多情况下还是屈服于资本的力量。而SA8000的履行要求企业主们牺牲部分利益去维护企业雇员的权益。对人力资源管理而言，借助于SA8000这个外力可以解决人力资源管理的最大资本障碍 (王慧、杨坚争，2005）。

4．其它方面的影响

   黎友焕（2004b）认为SA8000在一定程度上使企业的技术保密工作失效。一个企业有技术垄断，才会有产品与市场垄断，才会有高额收益。如果秘密技术泄漏或被窃，将直接威胁到企业的经济利益，甚至关系到企业的生存与发展。SA8000也使国家的经济安全受到挑战。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关系是建立在高科技基础之上的。研究开发获得的高科技，并将它应用于经济各部门尤其是军事部门中，已成为各国竞争与角逐的热点。SA8000的推行将使发达国家能以此为借口来窃取他国高新技术创造更为便利的条件。SA8000还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我国是一个劳动力资源禀赋相对丰裕的大国，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竞争优势主要在于低劳动力成本的非熟练劳动力。若企业全面达到SA8000的标准，则劳动力优势可能会荡然无存甚至变成劣势，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得不到安置必将对我国社会的稳定和国民经济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实践、问题及建议2

三、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存在的问题

   公开企业环境信息已经成为国内企业与国际接轨的趋势,特别是越来越多的我国企业参与到环境报告的发布实践中，使我们预期到了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的快速发展。但我国企业社会责任建设才刚刚起步,环境信息公开实践还存在种种问题。

（一）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总体意识不强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总体意识不强表现在两个方面。

1．环境信息公开的企业和行业数量不多

   仅以对环境信息公开的36家企业为例，这些企业广泛分布于不同行业,但总体上说,多数来自于电力、能源行业和工业企业中的制造业,如电器制造、冶金、汽车等。此外,来自于金融业的社会责任报告比例也较多,且主要来自于银行业和保险业。黎友焕，龚成威（2008）的研究表明，这里面的很多行业比如制造业和能源、电力属于严重能耗和污染型企业，这些企业本身就具有保护环境的义务，本身就应该承担起环境保护和信息公开的责任，但就是本身污染大的企业也只有几家对环境信息公开有所体现，还有很大一部分企业根本没有参与到环境信息公开实践中来，说明我国企业总体环境公开意识还比较差。

2．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报告不规范

   根据我们“2007年度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课题组”对我国国内所有已经发布的企业环境报告书、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书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截止到2007年底止）进行综合分析的情况显示，95%以上的企业没能很好地将其具体的环境信息充分公开，只是笼统地概括其环境保护的执行状况，甚至还有很大一部分企业以这些报告书作为广告推销其模糊不清的所谓“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报告书中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用模糊的语言表达相关的环境信息情况，不少公开发表的报告书明显不符合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要求。我们认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在内容上至少应该包括以下内容：企业内部与外部环境状况，企业造成污染的具体指标，企业对环境破坏状况的历年对比情况，企业对环境保护事业做出的具体努力，企业对环境保护存在的问题，今后的展望等方面，企业不应该以涉及保护商业秘密而故意回避这些问题，更不能在报告中敷衍了事，忽悠社会。

（二）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规范性不够

   我国政府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规范本身起步较晚，但可喜的是我国企业一直坚持不断地探索与改进，特别是刚刚开始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使企业信息公开有了法规依据。但与国外发达国家相比，已经发布的文件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对企业的要求上力度还远远不够，在一定程度上与国外还有很大的差距。首先，对我国来说，随着国家经济的快速增长，因企业增加污染物排放总量而导致的区域环境质量下降、因企业违法排污产生环境污染而导致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等社会问题对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重威胁。所以我国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要求应该更加严格；其次，《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公平、公正方面体现的不够。虽然其内容也包括强制执行和自愿执行，但在具有相同或相似性质的某一类具体行业中，如何体现这些企业对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平与公正方面，没有表述清楚，这就可能造成规则的破坏，甚至还会让一些企业有漏洞可钻。

四、强化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建议

   想做好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事，需要政府、企业自身和公众参与，共同努力，长时间的探索。

（一）政府要完善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环境和机制

   以《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为例，该《办法》规定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实行自愿公开与强制公开相结合的原则，虽然对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企业产生的污染进行了区分，但对污染轻重的原则没有一个标准，比如企业污染的性质如何判断，数量如何衡量，如果这些具体的标准没有区分清楚，那么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也只能是一纸空文。另外，对同一行业的不同企业的要求要体现公平公正性，使企业在一个公平公正的环境下执行环境信息公开的实践，一方面可以体现法律法规的公平公正性，另一方面防止企业钻空子。同时，还要具体细化建立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激励机制，促进或引导更多的企业主动、自愿地公开环境信息。

（二）企业应强化环境信息公开的意识

   很多企业不能够很好地执行环境信息公开的实践，或者即使参与了这样的实践，效果也不另人满意，主要原因在于企业对环境信息公开的意识不够，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培训和学习。首先，建立专门关于环境信息公开的部门。有条件的企业可以投入专门资金，尝试建立像企业社会责任部、可持续发展部，或者专门的环境保护部门，给企业一个既能发布环境信息的平台，又能起到监督和督促作用的专业部门；其次，企业专门培训。特别是企业管理部门，要经常参与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培训和学习，主要学习包括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含义，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法规，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环境信息公开报告的编制方法及程序，以及评价与自我批评等方面。

（三）公众要积极监督企业环境信息的公开工作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离不开公众的推动和监督,在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过程中,公众的积极支持是环境信息公开成功的保证。公众的环境意识对国家和企业环境政策的制定有着强烈的影响,从理论上说,政策是公众意志的体现。公众参与包括促进与监督两层含义。首先，公众特别是行业协会比如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NGO，以及新闻媒介等参与企业环境信息的实践中，能够形成一种社会氛围，也形成一股促进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力量；其次，公众更多地参与环境信息公开，使公众也更清楚地了解企业环境保护的建设状况，企业做的不够的地方，公众可以进行监督和揭发。对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做得好的企业进行表扬，对环境信息公开工作做得比较差的企业也要进行不折不扣的批评和谴责，敦促企业完善相关的工作。 

参考文献：

[1]张式军. 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立法:问题与完善[J].红旗文稿.2007(20)。

[2]郭川，孙烨，廉洁. 中、日两国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差异比较[J].经济纵横.2007(10)。

[3]朱金凤，杨秀强. 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解读与评析[J]. 财会月刊(理论),2008(05)。

[4]黎友焕，龚成威. 环境规制下的国外企业社会责任运动及启示[J].世界环境,2008(03)。

[5]黎友焕《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研究》[M].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7月版

[6]黎友焕.《黎友焕谈企业社会责任》[M].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8月版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强化企业社会责任研究》（批准号：07BTY003，主持人黎友焕）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

龚成威（1985—），河南信阳人，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理事

黎友焕（1971-），广东汕尾人，经济学博士，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会长，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企业社会责任、

世界经济、国际贸易、国际金融

[①] 案例来自2006年1月24日（星期二）上午10时国新办举行和新闻发布会。国家环保总局局长周生贤介绍松花江水污染生态环境影响评估阶段性成果的情况，并答记者问。

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实践、问题及建议1

来源：《世界环境》2008年第5期      作者：龚成威  黎友焕

   环境保护是企业社会责任的核心内容之一，企业环境信息公开是企业履行环境社会责任的重要表现，但相对于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地区来说，中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工作起步较晚，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在实践中也暴露出不少问题。

一、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法律实践历程

   我国环境信息公开的实践是以1998年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试点研究为起点的（张式军，2007），企业环境行为信息公开化制度开始在江苏省镇江市的试点，取得了显著的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根据环境信息公开化制度在江苏省应用的出色成果，2005年11月，国家环保总局（现在的环境保护部）发文，要求从2006年起，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选择部分地区开展试点工作，有条件的地区要全面推行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到2010年前，全国所有城市全面推行企业环境行为评价，并纳入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

   我国关于环境保护的立法比较晚，最早也只能追溯到诞生于1989年的《环境保护法》，这是我国第一部有关环境问题的法律，此后又陆续颁布了《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等法律。而有关企业（尤其是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法规非常少（郭川，孙烨，廉洁，2007），如《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1号——招股说明书》，从第1号到2007年的第25号，以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发布等，主要限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时环境信息披露的规范。2006年9月25日，深交所颁布了《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指引》，此举促使我国企业加快了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步伐，同时也使环境信息公开作为企业环境保护社会责任的主要内容之一。

   真正对企业环境公开进行明文要求的应该起自于2003年至2005年国家环保总局在全国污染防治工作计划中提出规范上市公司环境审查制度， 2003年发布了《关于对申请上市的企业和申请再融资的上市企业进行环境保护核查的通知》、《关于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公告》等文件，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内容、形式等做了较具体的规定。同时，国家环保总局还准备与中国证监会联合研究有关新上市公司环境审核的办法及已上市公司环境信息披露的管理办法。但企业环境信息公开仍一直没有统一的规范。

   对企业环境信息公开进行正式规范的是2008年5月1日起生效并施行的《环境信息公开办法（试行）》。该《办法》从环保工作实际出发，明确了环保部门必须主动公开和不予公开的政府环境信息的范围。同时，规定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实行自愿公开与强制公开相结合的原则。依照清洁生产促进法的规定，对污染物排放超过国家或地方排放标准，或污染物排放总量超过地方政府核定的排放总量控制指标的污染严重的企业，要强制公开环境信息；对一般污染企业，国家鼓励自愿公开环境信息。

二、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实践行动

   今天的中国被世人称为“世界工厂”，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为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的福利做了很多贡献。但在涉及到环境保护和信息公开方面，我国企业行为还是不令人满意。我国企业对环境信息公开的实践主要起源于2005年的松花江水污染事件。

（一）松花江水污染事件——引起环境信息公开重要性的反思[①]

   2005年11月13日，中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爆炸事故共造成５人死亡、１人失踪、６０多人受伤。爆炸还造成约１００吨苯类物质流入松花江，造成了江水严重污染，沿岸数百万居民的生活受到影响。随着水体流动，污染带向下转移，此后污染在我国境内历时42天，并于12月25日进入俄罗斯境内。对这个事件，国家环保总局副局长潘岳认为，以松花江水污染事件为代表的一系列严重的突发环境事件，对公众健康、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甚至外交局势造成重大损失。本事件最大的经验教训是，企业对环境保护和破坏信息的公开成为非常重要的问题，根据不断变化的环境信息，可以采取相应的措施来减少不必要的损失。

（二）环境报告书——我国企业环境信息公开具体表现

   中国企业对环境信息公开的最直接表现是发布企业环境报告书。截至2007年，我国发布环境报告的内资企业近40家，发布报告书的形式主要有三种：环境报告书、可持续发展报告书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书。朱金凤，杨秀强（2008）的研究表明，相比较而言,我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研究起步较晚,截至2005年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仍是凤毛麟角。如果以2005年为划分阶段，可以《海尔2005年环境报告书》为企业环境信息公开的起点，2006年以来取得重大进展,发布环境报告的数量突飞猛进,并在2007年达到最多的36家。特别是像国家电网、中石油、中石化这样的大型企业第一份关于企业社会责任的报告发布，使中国企业的环境信息公开实践行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基于外部性的企业社会责任福利分析1

来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    作者：黎友焕  龚成威

   摘  要：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更多的企业开始融入国际化的浪潮中。企业社会责任已经成为中外学者、企业家以及政府部门所关注的重要热点话题。外部性的理论工具为分析企业社会责任及其福利效应提供了方便。本文借助外部性理论分析了企业社会责任缺失对利益相关者带来的不经济效应，以及企业实行社会责任对自身的经济和不经济的影响。
关键词：外部性；企业社会责任；利益相关者 
一、外部性理论及其理解
   对外部性理论的开创和研究主要来源于国外，经济学家对外部性问题的研究构成外部性理论演进的五个阶段（黄敬宝2006），而有重大影响且又与企业社会责任福利分析联系最紧密的有三个，即“外部经济”理论、“庇古税”理论和“科斯定理” 。
（一）外部性相关理论
1．马歇尔的“外部经济”理论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Alfred Marshall）并没有明确提出外部性这一概念，但外部性概念源于其发表的Principles of Economics（《经济学原理》，1890）所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马歇尔用“内部经济”和“外部经济”描述第四种生产要素——组织的变化如何能导致产量的增加。对于经济中出现的生产规模扩大，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两种类型，第一类，即生产的扩大依赖于产业的普遍发展；第二类，即生产的扩大来源于单个企业自身资源组织和管理的效率。前一类称作外部经济，后一类称作内部经济。《经济学原理》论断表明以下两点：第一，任何货物的总生产量的增加，一般会增大这样一个代表性企业的规模，因而就会增加它所有的内部经济；第二，总生产量的增加，常会增加它所获得的外部经济，因而使它能花费在比例上较以前少的劳动和代价来制造货物” 。克拉藩(Clapham.J.H，1922)对此作了批判性的评价：“马歇尔仅仅从经济规模扩大的原因角度对外部性问题作了理论的抽象和概括，并没有太多内容，是一只‘空盒子’”。但我们认为此理论为外部性的研究作了开创性的贡献。
2．庇古的“庇古税”理论
   阿瑟•塞西尔•庇古（A.C.Pigou）在其专著The Economics of Welfare（《福利经济学》，1920）中首次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从福利经济学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外部性问题，在马歇尔提出的“外部经济”概念基础上扩充了“外部不经济”的概念和内容，将外部性问题的研究从外部因素对企业的影响效果转向企业或居民对其他企业或居民的影响效果。当存在外部性时，政府应采取的经济政策是：对边际私人成本小于边际社会成本的部门实施征税，即存在外部不经济效应时，向企业征税；对边际私人收益小于边际社会收益的部门实行奖励和津贴，即存在外部经济效应时，给企业以补贴。庇古认为，通过这种征税和补贴，就可以实现外部效应的内部化。这种政策建议后来被称为“庇古税”。
3．科斯的“科斯定理”
   罗纳德•哈里•科斯(Ronald H. Coase) 在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巨作之一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社会成本问题》，1960）对庇古税作了批判。主要体现于三个方面：第一，外部效应往往不是一方侵害另一方的单向问题，而具有相互性；第二，在交易费用为零的情况下，通过双方的自愿协商，产权明确界定，就可以产生资源配置的最佳化结果，庇古税根本没有必要；第三，在交易费用不为零的情况下，解决外部效应的内部化问题要通过各种政策手段的成本——收益的权衡比较才能确定。也就是说，庇古税可能是有效的制度安排，也可能是低效的制度安排。
（二）外部性的含义
   保罗•萨缪尔森（Paul A. Samuelson）和威廉•诺德豪斯（William D. Nordhaus） (2001) 在前人的基础上对外部性作的定义为：“其含义是一种向他人施加那人并不情愿的成本或者效益的行为，或者说是一种其影响无法完全地体现在价格和市场交易之上的行为。”并指出外部性表现为多种形式。有些外部性是正的，即外部经济，是指一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受益而又无法向后者收费的现象；而有些则是负的，即外部不经济，是指一些人的生产或消费使另一些人受损而前者无法补偿后者的现象。有些外部性具有普遍性，而有些则涉及到很少的人。
以上对外部理论和含义的分析为我们理解企业行为奠定了理论基础。企业经营的直接动机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在生产过程中可能会忽略对周围的各种群体产生的影响，所以其履行社会责任与否是对外部性所产生的经济效应的反映。

企业社会责任理念下的产品质量法修改建议2

二、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对完善产品质量法的重要性

   黎友焕（2007）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是指在某特定社会发展时期，企业对其利益相关者应该承担的经济、法规、伦理、自愿性慈善以及其他相关的责任。经济责任和法规责任是企业必须承担的最基本的社会责任，经济责任是企业的目标，法规责任是企业必须承担的社会义务；伦理责任是除经济、法规责任之外的受社会伦理道德约束的社会责任；自愿性慈善责任是包涵于伦理责任，但也要特别明确其自愿性，主要是指即使是企业不作为也不会受到社会理论道德谴责的那些慈善行为。[4] 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不断发展和深化，意味着当今世界范围内正在兴起的一种新的企业运作哲学，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社会责任问题已经引起了世界各国及各社会团体的广泛关注。[5]随着我国加入WTO，经济全球化步伐加快，企业的社会责任是一个必须面对的问题，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对于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法具有重要意义。

   （一）促进我国立法与国际接轨。目前，由于消费者和公众的压力，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很多欧美跨国公司都制定了各自的社会责任守则，同时，各国政府也加快制定了相关政策规定。如美国前总统克林顿就发起了“服装行业伙伴计划”, 稍后成立了公平劳工协会；其后英国政府支持成立了“道德贸易行动”；加拿大政府也制定了本国公司开展全球业务的守则。[6] 2004年5月1日，美国、欧洲一些国家开始强制推行社会责任SA8000( Social Accountability 8000 )标准认证，推进了全球企业社会责任运动的发展。[7]与国外产品责任法相比，我国产品质量法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例如，在缺陷产品召回、惩罚性措施和精神损害赔偿等方面我国并没有具体的规定，而这些作为企业的基本社会责任，在各国的产品责任立法中都有所体现。因此，关注国外立法并加以借鉴,在企业社会责任理念指导下不断完善我国产品质量立法,有利于我国立法与国际接轨，也是参与国际竞争的必然要求。

   （二）解决我国产品质量法现存问题。从我国近些年的社会现状来看 ,产品质量问题比较严重,尤其是存在着一些假冒伪劣产品，例如假奶粉事件，毒米事件等，给我国一些消费者造成了人身、财产和精神三方面的严重损害。尽管新修订的《产品质量法》强化和规范了政府的产品质量监督职责，赋予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必要的行政执法手段，但与国外产品责任法相比，仍存在一些不足和缺陷，特别是缺少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立法，一方面难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也无法促使企业加强和改善管理，保证和提高产品质量。

   企业社会责任代表着企业在经营活动中对社会所承担的法律职责和应尽的道德义务，其中企业对消费者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基本的社会责任。企业的这种社会责任要求企业对自己向消费者提供的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承担责任，履行对消费者的在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方面的承诺，不得欺诈消费者和谋取暴利。同时要求企业在产品质量或服务质量方面接受政府和公众监督。[8]在产品质量法中引入企业社会责任理念，可以进一步地明确企业在产品质量方面所承担的责任，规范企业的生产、销售等活动，这无疑是促使企业履行产品质量责任的一个重要保证，也是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法的一大创新。

   (三)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标准体系。随着我国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近来发生了多起关于我国产品质量问题的贸易纠纷，严重影响我国对外贸易的形象。例如玩具油漆铅含量超标事件，美国要求召回我国96.7万件玩具产品，此类争端有些确是由于我国产品存在质量问题，但更多的是我国有关产品标准与国外标准存在差异所造成的。与国外标准相比，国内一些产品标准明显老化，已不适应新的国际贸易要求，因此，必须尽快与修改我国的产品质量标准。其次，近来的多起产品质量事件引起民众对我国产品质量的质疑，甚至对一些产品产生恐慌。对此，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法不仅是规范企业生产的现实要求，也是稳定我国市场经济的必要举措。只有尽快地从立法上对我国企业生产等活动进行规范，才能从根本上杜绝产品质量问题事件的发生，真正地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三、基于企业社会责任理念的对产品质量法的修改

   我国《产品质量法》并没有就企业社会责任问题作出明确规定，但从产品质量法的社会作用分析，它体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精神，可以说产品质量法是从立法的角度将企业社会责任具体化，明确规定了企业在生产、销售产品的法律义务。在我国《产品质量法》中有些条款还是涉及到了企业社会责任的基本精神和部分内容，例如，我国《产品质量法》明确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经济秩序”作为立法宗旨规定于第一条中；第十三条规定“可能危及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工业产品，必须符合保障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第四十二条规定“由于销售者的过错使产品存在缺陷，造成人身、他人财产损害的，销售者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等等，这些均是对企业的社会责任作出的相关规定。为强化企业的社会责任理念，针对目前我国《产品质量法》的不足和缺陷，笔者就修改完善我国《产品质量法》 提出几点建议：

   （一）完善产品的概念,扩大产品的范围。建议对“产品”采用概括和列举方式定义。在概括中体现“产品”的本质特征:“产品”是指“具有使用价值的、为流通市场而生产的动产”。这种概括具有弹性和较广的涵盖面，可以防止有些企业逃避自身的产品责任，扩大产品质量法对企业的规范作用。例如，通过试用、买一送一、买大送小等方式无偿赠送给消费者的产品也应属于法律意义上的产品。虽然这些产品未进行销售，但这些活动就是为了促进销售，从而也使企业获得利润，因此作为企业生产的产品，企业也不可逃避地要为这些产品的质量负责，履行企业的社会责任。同时，由于无形产品导致的责任事故常常出现，而对此类案件的法律适用又难以确定。因此，建议将诸如煤气、石油气、热等无形产品以列举的方式规定为产品质量法中的“产品”。从企业社会责任的角度来看，企业生产无形产品获得利润，也要对消费者、对社会履行提供合格产品的社会责任。

   （二）进一步完善产品缺陷的认定标准。企业以生产销售产品为其获得利润的方式，同时必须为消费者提供具有价值并且对消费者没有损害的产品，因此从理论上讲，对于给消费者产生伤害的产品都应该视为“缺陷产品”。目前，采取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虽然不能全面地认定缺陷产品，但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直观地、迅速地认定部分缺陷产品，对及时保障消费者权益具有一定积极意义。因此，建议将“不合标准”作为第一个认定缺陷产品的依据，对“不合标准”的产品一律认定为“缺陷产品”,生产者应承担产品责任。反过来,即使产品符合了已有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不能仓促认定产品即无“缺陷”,如果受害人有证据以其他方式证明产品确实“存在不合理的危险”,则仍认定为“有缺陷”,那么生产者还应承担责任。[9]只有采用这样的办法才能全面地认定缺陷产品，更切实地保护消费者利益。

   (三) 对生产者和销售者统一采取严格责任。我国产品责任事故发生原因和西方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不同，即假冒产品泛滥，已成为社会公害。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当然很多，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销售者知假贩假。很明显，这也成了企业生产缺陷产品、劣质产品仍然能够获取利益的重要原因。从这一点来看，对于销售者也同样采用严格责任原则就有其合理性，理由如下：第一，从信息拥有角度上看 ,与消费者相比 ,销售者无论对产品性能还是从进货渠道的判断上，都有明显的信息优势 ,销售者和消费者双方呈现信息不对称状态;第二，从举证角度上看，受害者很难证明是销售者的过错而使产品存在缺陷，销售者完全可以通过把责任推给生产者而免责;第三，从利益平衡角度上看，如果销售者销售的是伪劣产品，则让其承担责任并无不当，这反过来可让销售者加强注意义务；[10]第四，从威慑角度上看，在一定程度上迫使销售者不敢为生产缺陷产品的企业销售产品，从而使不履行企业基本社会责任的企业无利可图，以此促使企业关注自身社会责任，最终避免产品责任事故的发生。

   (四) 扩大损害赔偿的范围，确立惩罚性赔偿和精神损害赔偿制度。建议修改《产品质量法》第44 条的规定关于人身伤害和财产损失的规定，除了死亡赔偿金和残疾赔偿金，还应包括对一般人身伤害所造成的精神损害赔偿。参照大多数国家的作法，对包括精神损害赔偿在内的人身伤亡赔偿，可以设立赔偿限额，给损害赔偿设立一个上下限。产品责任造成的损失赔偿包含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赔偿的基础上，取消对财产间接损失赔偿范围的限制，也即取消对财产间接损失要求有重大损失才予以赔偿的限制。[11]另外,借鉴英美法系的做法，在法律中应明确规定惩罚性赔偿。当被告对原告的加害行为具有严重的暴力、压制、恶意或者欺诈性质，或者属于任意的、轻率的、恶劣的行为时，法院可以判决给原告超过实际财产损失的赔偿金[12]。如此加大企业的违法成本，可以促进企业进一步规范自身的生产经营活动。此外，借鉴发达国家普遍采用的救济方式，在产品质量法中引入缺陷产品召回制度与售后警告发布制度，促使企业对产品承担终端责任，维护消费者对产品的知情权。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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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宋锡祥，谢小丽.完善我国产品责任的法律思考[J]，上海大学学报，2003（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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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赵海燕.完善我国产品责任立法的几点建议[J]，甘肃理论学刊，2003（3）.

[10] 龙长安，黎昌贵.产品责任法及我国立法完善问题探析[J]，广西社会科学，2004（3）. 

[11] 梁晓春,潘向泷.我国产品责任法律体系之不足与完善[J]，广东商学院学报，2004（1）.

[12] Bryan A. Garner, Black’s Law Dictionary 5th ed[Z] .West Publishing Co, 1979:513 

作者简介：

蒋冬梅，1972年1月生，女，辽宁朝阳人，广东教育学院讲师、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经济法专业2007级博士生、广东源通律师事务所兼职律师、主要研究方向：经济法总论、企业社会责任理论。

黎友焕，1971年7月生，男，广东汕尾人，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产业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广东省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会会长、经济学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为企业社会责任、世界经济、国际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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