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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刘芮萌

［提要］　国资委主导国有企业改革和督促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已走过十几年，国有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报告的规模呈现逐渐扩大的趋势，然而企业间社会责任履行的差距也在逐渐加大。本研究以国资委下属260家上市公司2015年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为依据，对国资委下属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的整体披露情况和区域差异情况进行研究。结果表明：在国资委下属的上市公司中，有一半的企业履行了社会责任报告披露义务；而这些企业中绝大多数位于经济发展较好的中国一线城市和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中国三大经济带，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报告受到所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严重制约。

关键词：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区域差异

一、引言

2008年国资委发布《关于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指导意见》，提出了中央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理念、目标、主要内容和措施。这是国资委自成立以来，首次就央企履行社会责任提出明确指导意见，成为国企乃至中国企业界履行社会责任里程碑式的指导文件。截至2010年12月，710家国有企业发布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而2006年仅为32家。尽管我国企业社会责任的推进取得了可喜成果，但是我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整体尚处于初级阶段，报告过于简单和内容随意等，有待改进。鉴于此，国资委在2013年发布“中央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指引”开展社会责任评价等措施以完善社会责任管理体系，以实现中央企业与经济社会环境的和谐发展。2015年12月22日，以“新理念、新动力、新担当”为主题的2015中国社会责任公益盛典在京举办。会上，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张蒽发布了《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白皮书（2015）》。张蒽表示，从报告发布的主体来看，国有企业是主力军，连续5年来国有企业都是社会责任报告发布的先行者，在2015年一共有600份报告是国有企业发布的。国有企业作为履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关键力量对于中国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报告披露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有企业不仅是政府干预经济的手段，还是政府参与经济的手段（黄速建，2006）。国有企业作为一种特殊性质的企业组织，在市场经济中占据主导地位。国有企业所处的重要行业和关键领域，大多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证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国有企业因此承担着更多的社会责任。国有企业正确履行社会责任，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迫切诉求，也是树立企业良好形象、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需要（乔明哲，2010）。然而，国有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整体水平偏低，国有企业还是大部分分布在追赶者和旁观者的位置，部分企业在履行责任方面呈现长期不稳定性（王文成，2014）。现阶段，我国经济增速放缓，国有企业产能过剩等结构性问题突出，围绕着推动创新驱动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供给侧改革等事关我国经济未来发展的重要课题，我国政府正在推进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优化产业结构。国有企业急需进行改革，新形势下履行社会责任也需要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

二、国资委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

（一）样本数据。本研究以2015年国资委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为依据，剔除金融企业、ST企业、数据缺失企业，最终得到260家上市公司，并依据企业注册地所属区域归类到东北、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北、西南7个区域，同时依据中国城市等级划分将企业归属城市分为一线、二线、三线及以下三个等级，分别研究国资委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的城市和区域差异。社会责任报告取自巨潮资讯网，并进行手工整理、数据处理和图表绘制。

（二）国资委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披露情况。国有企业特殊的社会属性和产权特征决定了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水平受到国家的影响，也间接地受不同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和社会信任水平的影响。企业所在地区的信任程度越高，该地区企业的交易成本越低，交易的风险也越小，企业自愿披露社会责任信息作为一种信号传递行为，就越容易被资本市场和社会公众识别，从而提高企业的声誉，以便获取更多的社会资本（黄荷暑，2015）。本研究基于国资委下属企业分布范围广的现实情况，从七大地理区域和三级城市划分不同区域划分角度研究国资委企业区域差异状况。

如图1列示了国资委下属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整体披露情况，260家国资委下属企业中有134家企业披露社会责任报告，占到样本总量的52%，剩下126家未披露，占总量的48%。国资委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整体披露情况反映出国有大型企业在履行社会责任方面所取得的成就，但是作为控制中国经济重要关键资源的国有企业，国资委企业多为钢铁、煤炭等，高产能、高污染等行业占有重要比重，显然需要强制履行披露社会责任的企业大量存在，对于这样的特殊领域仅一半的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报告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国资委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任重道远。（图1）

如图2所示的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国资委下属企业城市分布情况。分布在一线城市的国资委企业有83家，占全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企业总量的62%，分布在二线和三线及以下分别为26家和25家，均占总量的19%。如图3所示的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国资委下属企业区域分布情况。华北、华东、华南三个区域分别以58家、26家、17家占据国资委企业的前三位，占全部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企业总量的比重分别为43%、19%和13%。图2和图3国资委下属披露社会责任报告企业城市和区域分布情况，共同说明了国资委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披露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国资委下属企业主要分布在经济发达的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中国三大经济带，而经济较为发达的一线城市也聚集了大部分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国资委企业。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使得社会公众对环境保护的意识越来越强，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呼吁越来越高（彭钰，2015）。即企业社会责任认知的形成和履行水平在很大程度上应受所处制度环境的影响，市场化进程能推动企业提升履行社会责任的水平（崔秀梅等，2009；姚海琳等，2012）。（图2、图3）

三、建议

（一）加快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为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提供有利的市场环境。一般认为，市场化进程越高的地区，法治化水平通常比较高，经济发展水平和受到社会公众关注的程度也比较高。因此，在市场竞争和社会公众的双重压力下，企业不得不改变自己原来的行为，调整自己对社会责任的认识，制定企业行为规范，承担社会责任（彭钰，2015）。解放生产力，在提高要素生产率，以全面市场化改革为主线，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推进中国新型城市化战略，实现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协调发展进而实现城乡统筹发展。

（二）推进东西部和国内外产能对接合作，促进区域协调发展。西北地区地处中国陆路古代“丝绸之路”，由于地处内陆、城市分散且政策支持较晚而导致其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并伴有资本市场发展缓慢和社会融资结构失衡等低效率特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提出也为我国西北地区的发展带来了契机（邱斌等，2016）。借助国家“一带一路”战略对于西部地区的支持和关注，实现东部地区过剩产能与西部地区供不应求状况的合理对接，促进区域经济合作，实现西部等中国经济落后地区经济发展。

四、结语

从2003年国资委成立到今天也走过了十几年，国有大型企业逐渐发展的同时也暴露出企业发展的不平衡，特别是区域差异明显。作为控制我国经济发展中重要稀缺资源的国资委下属企业对于我国经济的健康稳定起着关键作用，同时企业也肩负着改善民生、维持经济稳定的社会目标，国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的履行情况对于民营企业具有引导和示范作用。

（作者单位：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会计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黄速建，余菁.国有企业的性质、目标与社会责任［J］.中国工业经济，2006.2.6.

［2］王文成，王诗卉.中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绩效相关性研究［J］.中国软科学，2014.8.

［3］沈志渔，刘兴国，周小虎.基于社会责任的国有企业改革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08.9.

［4］张兆国，靳小翠，李庚秦.企业社会责任与财务绩效之间交互跨期影响实证研究［J］.会计研究，2013.8.

［5］乔明哲，刘福成.基于性质与功能的我国国有企业社会责任研究［J］.华东经济，2010.24.3.

［6］黄荷暑，周泽将.女性高管、信任环境与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基于自愿披露社会责任报告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J］.审计与经济研究，2015.4.

［7］彭珏，陈红强.内部控制、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J］.天津财经学院学报，2015.6.

文/梁　岩1，2　刘非菲3

　　［提要］　本文对征信的经济学基础作用开展分析，提出征信在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信号识别与监督管理作用，建议构建企业社会责任大数据监管机制，以有利于解决企业社会责任评价、信息披露、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等一系列难题，从而促进企业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和谐进步。

　　关键词：征信；社会责任；缺失；监管

　　基金项目：辽宁省社科基金项目：“辽宁省企业社会责任缺失信息披露、评价体系及监管研究”（编号：L15BGL011）阶段性成果

伴随着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一些企业片面追逐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导致较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例如违规排放废水废气、安全生产事故频发、侵犯员工合法权益等一系列社会责任缺失问题。对这些社会责任缺失企业进行有效治理，前提是必须建立一套社会责任缺失的信号识别机制，征信体系建设正是社会责任评价、信息披露、社会监督、政府监管等一系列治理措施的有效手段。

　　一、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应重视顶层设计

　　当前，征信体系建设面临前所未有的新机遇，应抢抓机遇促进和带动全社会信用建设。要建立健全社会信用法律法规制度，积极推进信用记录建设和信用信息征集共享。社会征信体系建设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主要是一个顶层设计的工作，要注重基础制度、基础设施和基础能力的建设。从基础制度上看，顶层设计要大力推动立法的建设，实现重大、突破性的进展。《征信业管理条例》早已实施生效，《社会信用法》已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此外，国家层面上，有关政府、企业、个人信用的重要制度规范正在酝酿中。

　　信用体系建设要注重顶层设计。各级政府要先易后难，逐步将消防、安全等监督部门的行政记录纳入信用信息平台，并在行政事务审批、招投标、资质认定等工作中带头使用信用产品。在失信企业惩戒“黑名单”制度实施上，要实现全国试点城市“一盘棋”，否则会伤害先行城市的切身利益和工作积极性。社会信用体系的全面建设实施要靠各地积极参与，建议由国家发改委召开全国信用体系建设大会，引起试点城市的高度重视。信用体系建设既要注重顶层设计，也要重视顶层设计的推广实施。信用体系建设存在多种模式，法律先行、制度先行、实践先行的模式都是积极有益的探索尝试，但必须遵循公开透明的原则，这有利于成功模式的复制推广。

　　二、信息平台和信息标准的全社会统一化

　　在企业社会责任建设上所做的一切事情，其实质都是在和信用缺失作斗争。社会信用体系是社会文明的基础设施，要建立一个优化的网络体系，妥善处理好部门和地方之间的工作职责分工。将数码技术和信用体系建设结合在一起，可以发挥信用体系更大的价值。企业信用制度建设有利于减少商业纠纷、化解社会矛盾，个人信用制度建设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城市信用制度建设有利于提高城市知名度和美誉度，从而吸引更多投资。

　　目前，各部门、各单位都有自己的信用信息平台和信息采集存储标准，这就导致了全社会信用信息的碎片化。由于各部门之间存在利益和权利的冲突，信用信息难以整合。然而，大数据要求我们必须超越传统权力框架的制约，做好信用体系建设的顶层设计工作，建立起一套透明完善的信用信息统计体系，信用体系建设的其他问题就会迎刃而解。社会信用体系首先要建立起全社会共同的标准。落实到各城市时还应考虑到地方差异，结合实际研究具体指标体系与方法制度，解决好共性和个性的问题，让信用体系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管理的重要依据和帮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是全国信用信息共享的重要基础，机关、事业单位、企业法人和公民个人信息可以实现互通共享。由于政府部门之间，政府与社会、行业协会之间的重要信息相互割裂，我国信息孤岛问题长期存在，这些历史形成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信用体系建设工作就不可能得到大的发展。随着2015年全国信用信息共享平台的建成开通，信息归集量呈几何级数增加。通过这样一个平台打通信息孤岛，解决了以往政务平台虽多但作用发挥不到位问题。从基础能力上看，打造一支坚强有力的征信工作队伍，推动政府与社会信用中介机构的合作共建试点示范，有利于信用建设基础能力的迅速提升。

　　三、充分发挥第三方社会信用服务机构的重要作用

　　（一）政府和社会联动共建，促进第三方征信机构的蓬勃发展和作用发挥。首先，要积极培育和规范信用服务市场。推动政务信用信息公开，并与社会信用信息共享，促进信用大数据开发利用。通过采取合作、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形成使用信用产品和服务的新消费习惯，鼓励和调动社会征信力量更好地参与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其次，要健全联合奖惩机制。鼓励城市积极探索，有序推进守信联合激励和失信联合惩戒，推动开发“税易贷”、“信易贷”、“信易债”等创新产品，进一步完善食品药品、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重点领域失信行为联合惩戒机制，大幅度提高失信成本，减少失信行为发生；再次，要研究出台第三方机构的具体管理办法，发挥政府“顶层设计、制度规范、培育需求”的作用，壮大信用服务市场；信用机构应“创新产品、优化服务、探索模式”，开创政府和社会共建模式；最后，政府要管理好第三方信用服务机构，培育好信用市场，应用好信用产品，第三方机构则要做好行业自律。

　　（二）要充分发挥第三方社会信用机构的重要作用。国家《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将信用体系定位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础设施，推动了社会信用市场的发展壮大。随着信息平台采集信用数据的迅速增加，如何将信用数据真正应用起来，在政府采购、招标投标中使用信用报告，降低政府行政管理成本，为政府工作提供便利，在重点领域、行业中使用信用产品，为企业开展经济活动、降低成本提供便利，都是我们面临的重要任务。随着国家大力推动信用体系建设，信用服务市场进一步扩大，多元化的信用评估机构、企业和个人征信机构、信用调查机构、信用咨询机构、信用管理和培训机构逐步发展壮大，目前在央行备案的征信机构已经达到140家。政府是信用体系建设中的基石，没有政府领导的信用体系建设是很缓慢的，建议政府在立法、政策、资金等方面加速征信体系建设。对信用产品需求量的上升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初显成效的重要标志，但目前来看，市场对信用产品的需求量不大，因此信用服务机构必须同信用市场有机结合，这既是第三方社会信用服务机构的历史责任，也是重要的信用产业机遇期。

　　（三）推动信息技术与征信工作相结合，将开放的信用信息数据搭建成一条信息高速公路，从而把信用信息数据转化为巨大的生产力，帮助社会、企业和个人实现巨大的应用价值。大量信用信息数据可以很好地服务于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治理，例如对企业危险品实施实时动态化的数据管理，可完全避免天津危险品仓库爆炸事故；本溪智慧城市的建设，解决了垃圾箱的布点和工作生活人群不匹配等许多城市管理问题。充分利用大数据技术完善诚信体系建设，将文字、声音、影像等转变成数码信息，使之成为可管理、可应用的数据，就可以把现实世界中的管理办法拓展到虚拟世界里，信用数据在人类社会中的作用就会越来越大。

　　四、以城市为最小单元开展征信建设与治理工作

　　城市是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中最佳、最重要、最关键的推动平台，可以有效提升城市形象、激发城市活力、完善城市综合服务功能。一是抓好征信示范城市创建工作；二是建立完善城市信用状况监测系统；三是支持城市信用建设在一些领域率先突破；四是调动各类主体特别是地方政府的积极性。

　　以城市为单位进行企业社会责任缺失的治理工作，重点在于四个步骤：一是企业信息的归集，如监督员信息、群众举报、电子探头、谷歌影像对比等多渠道信息的采集，如果每个企业都持有一张信用记录卡，积累长期的企业信用记录，通过信用记录规范企业行为，不仅有利于打造企业信用，长久来看也能够进一步解放生产力；二是集中归纳企业责任缺失治理的法律依据，对企业违规行为法律依据进行梳理，形成随时对应处理方方面面企业社会责任缺失问题的依据；三是要形成闭环，形成发现问题、问题归类、问题传递、问题处理以及沟通反馈等一个完整的处理流程；四是强化社会监督评价，对重点挂牌监督企业实行打分排名，排名靠后的企业要向社会公开说明主要问题和整改措施。

　　例如，温州市在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治理方面制定并执行了一系列政策。20世纪80年代制售假冒伪劣产品、2011年局部金融风暴引发部分温州老板跑路事件，让温州认识到构建城市信用体系的重要性与紧迫性。温州市正在全力推进“12348”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一个课题，即信用评估课题，依据失信行为指标和守信行为指标建立信用评估模型；两大平台，即企业征信平台和个人征信平台；三大领域，即建设诚信政府、打造信用企业、培育守信市民；四个制度，即《温州市信用信息管理办法》、《温州市企业信用联合奖惩实施办法》、《温州市信用服务机构管理办法》、《温州市百佳诚信企业评选办法》四套管理办法；跟踪落实诚信体系建设的八大重点工程。在这些治理政策出台后，温州市的企业社会责任缺失治理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作者单位：1.复旦大学应用经济学博士后流动站；2.苏州企业征信服务有限公司；3.渤海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吴晶妹.未来中国征信：三大数据体系［J］.征信，2013.1.

［2］刘新海.征信与大数据［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1.

［3］梁岩，刘非菲.企业社会责任统计指标体系构建研究［J］.铜陵学院学报，2013.1.

作者：田　媛

［提要］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这一新兴活动在我国逐渐兴起，有关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研究逐步增多，其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社会责任报告进行鉴证的数目增多但总体鉴证比例依然不高；（2）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是为了追求合法性，而对企业决策是否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公司治理情况、企业业绩、法制规范社会责任报告质量等方面；（3）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效果：包括提升企业声誉、提高企业非财务信息质量、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等作用还有待继续研究。

关键词：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动因；影响因素；效果

一、引言

我国的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由2005年拉开了序幕。鉴证区别于传统的审计，它属于更加宽泛概念下的认定审核业务。鉴证可以是针对经济活动和经济事件的审核，也可以是针对非经济活动和经济事项发表的意见，例如企业对内部控制的鉴证活动。而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行为是注册会计师一项新的业务，这同样是属于非经济活动和经济事项的一项活动。在我国，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活动是一项自愿行为，因此产生了对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

二、我国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描述性分析

我国的社会责任报告从2006年起出现，包括上市公司和非上市公司，2011～2013年我国企业一共出具社会责任鉴证报告106份，而2014～2016年这四年之间我国企业共出具119份鉴证报告，由此可见其数量略有增加。

我国2013～2016年的社会责任报告及鉴证情况分布如下：2014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2，029份，经过鉴证的85份，其鉴证比例为4.19%；2013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1，650份，经过鉴证的64份，其鉴证比例为3.88%；2016年企业社会责任报告1，280份，经过鉴证的32份，其鉴证比例为2.5%。由此可见，虽然鉴证报告的总体数量增加，鉴证比例并未提升且其整体比例还是处于较低水平。企业发布社会责任报告的情况是依据“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资源中心”的数据，若“企业可持续发展报告资源中心”收录的某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已经过鉴证，则认为该企业的社会责任报告已经进行鉴证。2013～2016年提供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中，163家为上市公司，103家为非上市公司。非上市公司绝大部分为集团企业，虽未整体上市但有上市的子公司，如中国机械工业集团、中国华电集团、中国华能集团等。

三、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动因及影响因素

目前，全球只有丹麦、法国和瑞典三个国家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进行了强制性要求。丹麦自2009年起约1，100家国有公众公司需要披露经过第三方鉴证的可持续发展信息。法国从2001年起要求公众公司对其披露的环境信息进行第三方鉴证。瑞典自2008年开始要求企业发布已鉴证的可持续发展报告。而我国还处于自愿鉴证的阶段。那么对于大部分非强制性企业为什么要选择进行鉴证呢？

早期的研究多为访谈式的研究，Park ＆ Brorson（2005）通过对28家已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企业和4家鉴定机构的访谈，总结了企业进行鉴证业务的动因：提高社会责任报告可信度和改善报告制度与真实业绩表现两个方面。而监管、媒体关注以及同行业压力、审计师的能力和报告环境都是影响企业选择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影响因素。Perego，p（2009）和Kolketal（2010）发现，企业所在地区的法制环境与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可能性呈负相关，企业通常通过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来提高企业社会责任信息的可信度。Simnett et al（2009）首次进行了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实证研究，他提出了国家的法制环境、行业和执行机制三个影响因素，同时指出审计师是最高质量的见证者，法规执行好的国家或地区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可能性更大。何丽梅、兰玲瑜（2015）针对不同的主体提出了不同的鉴证活动动因：国有企业更可能选择个人和学术机构的点评，非国有企业则会倾向于专业认证机构；行业对鉴证主体选择的影响重大，消费者敏感型企业更可能选择成本较高的正式鉴证机构，出口型企业更可能选择国际认证机构，当存在一些危机、并购等特殊事项时，企业会变更其鉴证主体，改为选择成本较高的“四大”和认证机构以提高其可信度并维护自身形象。戴慧婷、秦信任（2012）基于利益相关者理论和信息传递理论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公司规模、公司治理环境和审计师类型对企业选择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起到了影响。官峰等三人（2013）发现媒体的关注曝光、环境制度和企业内部因素是影响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活动的关键。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质量和鉴定机构类型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起到了正向影响的作用，同时公司的绩效和企业治理情况也对鉴证决策正相关是2015年唐洋等人的研究发现。沈洪涛、陈涛、黄楠（2016）依托制度同形理论，从强制同形、规范同形和模仿同形三个方面分析了影响企业选择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三个因素，认为强制的行为规范、注册会计师的规范服务以及同行业的压力对企业选择鉴证的决策有正向的推动作用。

四、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效果研究

依托于信息传递理论，发布鉴证意见是一个信息传递的过程，相较于发布财务报告审计意见的这种财务信息，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意见这样的非财务信息到底能发挥多少作用？专业机构提供的意见能否帮助信息使用者评判企业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良好的社会责任履行情况对于企业有何帮助？

信息具有一定的价值首先需要保证的是鉴证过程的独立性。国外的一些研究提出了“把持”一词，无论是就较早的环境报告还是就近年来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都存在鉴证独立性的问题。Power（1991）和Ball et al.（2000）分别提出了“专业把持”和“管理者把持”：专业机构的职业能力形成了一定独立性的“专业把持”，但是鉴证报告的结论和意见主要是针对企业报告信息的管理制度并非实质性的内容本身，因此缺乏独立性和透明性形成了“管理者把持”现象。同样的O’ Dwyer& Owen（2005）认为鉴证报告主要考虑的是管理者而并不是那些利益相关者，存在缺乏独立性的问题。但也有研究认为虽然存在“管理者把持”的现象，随着利益相关者对企业事务的参与度的提升，鉴证过程对于利益相关者具有的价值逐步提升。

首先基于声誉理论，良好的企业社会责任表现能明显提升企业的声誉，企业社会责任报告是一个传递信息的过程，可以增强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企业声誉的正相关关系。但是在研究了我国上市公司样本后，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的显著关系，沈洪涛等三人（2011）提出我国现有的鉴证报告质量存在一定的问题，因此无法达到提升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和报告可信度的目标。李正、李增泉（2012）通过对940家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和市场反应的正相关关系，但是董事会的承诺与市场反应无关。阳秋林、毕立华、李冬生（2013）通过实证研究的方法，对两年的上市公司进行研究，发现已经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上市公司的股票价格提高，因此存在正相关关系，由此可以说明鉴证报告是具有价值的。戴泽伟、张正勇（2017）验证了在强制披露社会责任报告的样本中，公司财务信息透明度和市场化程度等因素会影响企业进行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并进一步提高了企业非财务信息的质量。已经通过了第三方专业机构鉴证的社会责任报告的企业与企业的权益资本成本负相关是张正勇、邓博夫（2017）的研究成果。

五、总结与评述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在我国才刚刚起步，各方面都存在明显的不足，因此无论是在鼓励企业进行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进行的鉴证方面，还是在鉴证报告质量方面都需要进步。鉴证者无论是行业协会组织、专家，还是咨询机构亦或是注册会计师，他们在鉴证过程中的独立性都缺乏表述并且主观性较强没有统一的标准，这会影响我国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整体水平。目前，我国针对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方面的研究还不多，针对动因的研究Smith et al（2011）建议引入新制度主义理论研究动态过程。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效果：包括提升企业声誉、提高企业非财务信息质量、降低权益资本成本等作用。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张正勇，戴泽伟.财务透明度、市场化进程与企业社会责任报告鉴证效应［J］.管理科学，2017.2.

［2］张正勇，邓博夫.社会责任报告鉴证会降低企业权益资本成本吗［J］.审计研究，2017.1.

［3］沈洪涛，陈涛，黄楠.身不由己还是心甘情愿：社会责任报告鉴证决策的事件史分析［J］.会计研究，2016.3.

［4］阳秋林，毕立华，李冬生.基于事件研究法的社会责任报告鉴证的市场反应研究［J］.国际商务财会，2013.3.

作者：洪珈珈　余忠　郑玉华

［提要］　本文首先从披露模式、披露数量及制度环境和披露质量等三个方面描绘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其次，利用数据库收集样本信息，选择各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共2，326份上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披露总量、报告审验情况和平均披露率等三个方面对比分析各行业间信息披露的异同；最后，得出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不全面不系统，各行业发展情况参差不齐等问题。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完善第三方独立审验体系、发挥媒体舆论力量、加强政府监管力度等建议。

关键词：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行业比较

一、引言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环境污染、资源浪费、三无产品等一系列社会问题日益严峻。作为社会主要单元之一的上市公司，必须担负起更大的责任，因此对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研究迫在眉睫。通过查阅文献发现，在现有研究中，鲜有行业间的比较研究。因此，开展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行业比较研究就显得很有意义。本文通过对部分行业近年来的信息披露状况进行比较研究，了解现状和存在问题，为今后不断发展提供实践性的对策。

二、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现状分析

首先要明确企业社会责任的概念和内容。总体上，我们可以把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概括为企业在以利益为首要目的，对所有者承担法律责任的同时，还要考虑承担的社会责任及义务。共同关注环境保护、合理利用资源、安全生产、员工福利、产品质量安全、税收等一系列社会问题。但目前我国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意识并不强烈，所以应加强对企业社会责任的研究。

（一）披露模式现状分析。我国社会责任披露模式主要有两种，分别是依附于财务报表中的披露和独立报告模式。附注形式信息量少且分布散乱，可读性低，而且存在一定的虚假性。以文字描述为主，缺乏说服力和科学性。独立报告模式是国家所倡议的，信息量大，一般定期发布，类似于财务报告。报告中既有定性文字描述又有数据分析，图文并茂，文字与表格相结合，能提供较为全面、有意义的社会责任信息。2013年就有264家上市公司采用独立报告模式。如中国电网的独立报告就完整地披露了企业的社会责任，包括目标、准则、具体内容、计划从事的事项、预计投入的资金等。

（二）披露数量及制度环境现状分析。从MQI中可以获知，2006年国家电网发布了我国上市公司第一份独立的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填补了我国在这方面的空白。不仅电力行业，石油、运输、金融等其他行业的上市公司也共发布了6份独立报告。从2006年开始，社会责任报告发布数量逐年递增，在2009年迎来井喷式的增长，增幅相对2006年达到了23倍之多，披露数量达到了459份。2015年数量开始下降，但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质量却提高了。2015年共披露848份，经过审验评价的比例达20.5%，其中第三方独立审验占7.19%。除了人力资源行业，其他行业均有披露社会责任信息。截至2016年，我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已有5，705份。

披露数量和质量的提高是因为信息披露指南不断出台和修订。2002年1月《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发布；2014年新修订《环境保护法》；2014年4月深圳市政府颁布企业社会责任标准，这在我国还是首次；全球报告倡议组织（GRI）发布的《可持续发展报告指南》中文版，因为契合我国特殊国情，也成为我国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指引。

（三）披露质量现状分析。本文借用和讯网发布的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专业测评体系，该体系对发布的社会责任报告的内容分别打分评价，再综合得出总分，并进行排名。基于信息的真实有效性，本文以下数据收集主要以手工为主。如表1，以2016年为例。排名第一的金融行业，得分最高的是股东责任17.79分，可创新部分仅有0.50分，说明金融行业对科技信息、产品创新的信息披露少，进而推断金融行业创新理念匮乏，技术创新项目数量稀少；虽然员工责任得分为15分，可在安全培训方面只有3分；环境责任得分为8分，反映出金融行业环境责任履行和信息披露状况不佳，投入的治理资金也较少。（表1）

上述分析说明虽然近十年来报告数量和信息披露指南都有显著进步，但披露质量却明显滞后。再加上行业属性和发展情况不同，各行业所面临的社会责任及信息披露的侧重点也有所差异。肖胜楠（2012）指出煤炭开采、石油和天然气作为能源资源行业，更应加强节能减排、资源利用率的信息披露；电力以及冶炼行业是高危行业，社会责任侧重点就应是员工职业培训、安全作业、环境污染的问题。郭勇（2013）提出农林牧渔和医药制药业除了产品质量的信息披露，还需披露化学、农药物品的使用情况；金融行业则需多公布资金整合和调配情况；汽车制造业还应包括生产过程员工工伤次数及恢复程度。

三、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数据来源与评价方法

（一）数据来源。本文数据主要选取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关键定量指标体系数据库（MQI）。该数据库不仅有总量统计、审验情况分析，还针对不同行业建立指标评价体系，旨在为各行业上市公司披露信息时提供实质性的帮助。

（二）样本基本情况。本文从数据的可获得性和行业属性考虑，将选择MQI收录的八个行业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这八个样本行业共发布了2，326份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具体上市公司行业分布为：石油和天然气612份、金融412份、冶炼366份、医药制药业340份、电力241份、煤炭开采133份、农林牧渔112份、汽车制造业110份。

（三）评价方法。本章借用关键定量指标体系的平均披露率评价各行业信息披露水平。该体系每个指标均包括五个类别的指标，分别为：经济类指标、环境类指标、社会类指标、劳工类指标、产品类指标。该体系基于指标内容对每份报告进行分析，通过对报告分类从而得出该行业所有报告在每个指标项下的披露率，再在披露率的基础上运用加权平均法得出平均披露率，以此作为主要评价指标。

该指标根据行业性质，选取具有行业特征的指标。如农林牧渔行业经济类指标由经济绩效、社会责任投入、采购行为三个方面组成；劳工类指标由雇佣和职工健康与安全构成。而电力行业的经济类指标就不包括采购行为，在劳工类指标中多了职业培训与教育、合规两个方面。

关键定量指标体系适应行业间的差异性，使得评价方法具有针对性；再加上各指标内容的关联性，使得行业间的对比性更强。

四、基于MQI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的行业比较

（一）披露总量的比较。冶炼行业是披露报告最多的行业，占所有报告的4.53%，数量达504份。冶炼行业对环境污染极其严重，则需向外界传达更多信息。金融行业和医药制造业分列二三位，占比分别是3.73%和3.05%。电力行业位居第四，占比2.16%。煤炭开采、农林牧渔和汽车制造业三个行业披露数量大致相等，占比分别是1.20%、1.01%和0.99%，其中煤炭开采行业稍稍领先。而作为环境污染的罪魁祸首之一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比例仅为0.58%。

图1是近三年各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报告数量的变化趋势。可以发现，各行业在近年的披露数量大体都保持稳定。其中，金融行业平稳中还有细微上升。医药制造业在2015年有些许波动，相对于2014年下降15.52%，2016年又回归平稳，反映出披露报告数量不稳定。石油和天然气、农林牧渔和汽车制造业虽稳定，却没有上升迹象，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报告数量均为个位数。（图1）

（二）第三方独立审验的比较。陶晓红（2012）指出一份社会责任报告只有经过第三方的审验或者点评之后才是具有说服力。表2显示冶炼行业经过独立审验的报告数量为202份，领先其他行业。金融行业居第二位，数量达149份。这两个行业合计占比将近76%，说明其他行业报告独立审验方面还处于起步阶段，如农林牧渔这种超大型行业审验报告数量仅有19份，石油和天然气以及汽车制造行业只有14份和16份。虽然披露数量逐年增加，质量却有待提高。多年的积累也只有533份，比重27.79%。可以看出，我国社会责任信息披露独立审验的发展道路还是长久、艰巨的。（表2）

（三）平均披露率的比较。表3显示煤炭开采行业平均披露率为38.42%，是八个行业中最高的。其中，经济绩效的披露率为87.78%，说明在133份披露报告中，至少有116份报告披露了经济绩效的内容。石油和天然气以37.86%紧随其后，与煤炭开采行业相同，经济绩效披露是最高的，为89.47%，这是值得鼓励的。可是在废气及废弃物排放、社区建设和居民冲突方面披露数是0，未披露数高达38。金融行业、汽车制造业和电力行业分列三至五位，披露率均达30%以上。其中电力行业在社会责任投入指标中披露率是57.41%，废气披露率也达到43.21%。金融行业的职工培训与教育指标平均值是74.77%，该指标主要描述每年接受职业培训的员工人数、次数及时间。医药制造业平均披露率只有27.75%。但有一点值得关注的是，有近一半的企业披露了能源消耗量及节能的信息。冶炼行业的环境指标占了多数，可作为重污染行业，废水排放量及减排量的信息披露只有15.64%，农林牧渔行业只有10.94%，与其他行业差距大。（表3）

（四）行业比较结论。综上所述，以各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共2，326份上市企业社会责任报告。从披露总量、报告审验情况和平均披露率三个方面对比分析各行业间信息披露现状。行业发展的不均衡，对“落后”行业要加强引导；审验独立报告有利于促进披露报告质量的提高；关键定量指标体系可以促使社会责任披露更具针对性。总体而言，社会责任披露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制度规定不全面不系统使得信息披露质量不高、行业发展情况参差不齐等问题。

五、改善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的建议

（一）完善第三方独立审验体系。目前，由于我国在信息披露上并没有做出强制性要求，以至于信息的真实可靠性不高。因此，为提高信息披露质量，应当建立独立的审验体系，提高信息质量要求；审验体系根据行业间的差异性，制定相适应的信息披露评价方法，使得所作出的信息披露更具有行业针对性。而人们根据第三方审验体系发布的检验报告，可以更好地了解上市公司的社会责任履行报告。

（二）发挥媒体舆论力量。互联网时代下，社会民众可以多途径了解、监督企业。新闻媒体作为传播媒介，在监督企业社会责任披露中起着一定作用。新闻媒体应加大对此领域的报道，借助社会舆论力量，给在社会披露报道中避重就轻的企业施以压力，从而增强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当企业积极承担社会责任时，既能增加企业的可见度，达到消费者、社会对企业的期望，又能建立良好的社会形象。

（三）出台政策加强监管力度。出台针对性指导文件，并加强政府在社会责任披露制度上的监督作用。为“落后”行业的行业披露提供指南和制定资源性披露的指引，有利于行业的协调发展。制定统一的披露模式，完善信息披露评价方法，以解决行业发展参差不齐的现状。政府对各企业报告实施监督管理，定期汇报、公示结果，有利于提高信息透明度。

（作者单位：福建农林大学管理学院）

主要参考文献：

［1］肖胜楠.煤炭行业上市公司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影响因素研究［D］.天津大学，2012.

［2］郭勇.医药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质量研究［D］.山东大学，2013.

［3］陶晓红.企业社会责任对企业竞争力影响研究［D］.江西财经大学，2012.

［4］周培锋.企业社会责任信息披露内容和形式问题研究［D］.河南大学，2009.

［5］安静，黄珺.媒体关注，媒介环境与社会责任信息披露［J］.财会月刊，201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