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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忠福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总体布局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全局出发提出的一项重大战略任务，也是需要社会各方面共同参与的、长期的系统工程。这就要求企业在创造物质财富的同时，要更好地承担起应有的社会责任。

企业的社会责任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在企业内部，要着力打造各个利益主体之间的和谐氛围；在企业外部，要承担相应的对于自然环境、对于其他利益相关者的义务。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时代背景下，企业的功能不仅仅在于解决就业、缴纳税款和赚取利润，还应更多地关心环境和生态、维护市场秩序、扶助社会弱势群体、保障员工权益、参与社区发展、推动社会进步等等。也就是说，一方面企业要追求最大利益，另一方面企业也要做好“企业公民”，承担起相应的社会责任。企业是社会的细胞，社会是企业利润的源泉，企业在享受社会发展赋予的条件和机遇时，也应该主动回报社会、奉献社会，促进社会的和谐进步，这是企业不可推卸的责任。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是企业健康发展和壮大的需要。对企业来说，传统的成本、质量、服务是衡量竞争力的最基本标准，而道德标准正在成为保持企业竞争优势的重要因素。只有积极履行社会责任，塑造和展现有益于公众、有益于环境、有益于社会发展的良好形象，取得社会公信，企业才能更被市场青睐，具有更强的竞争力。

强化企业社会责任意识也是企业走向世界的需要。面对经济全球化的浪潮，国内企业在积极参与国际竞争的同时，也必须遵守国际标准和全球协定，这是无法回避的。联合国在1999年制定了企业全球契约，推动《企业生产守则》运动，要求加入的企业自觉遵守人权、劳工、环保和反腐败等原则。近年来，社会责任国际体系认证（即SA8000体系认证）也日益受到人们关注，它把道德提倡变为一种国际标准，引导企业认识并履行自身的社会责任，体现了对社会发展主体——“人”的关怀。它要求企业在重视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企业行为的社会效益，引导企业不仅要为社会创造财富，提供物质产品，改善人民生活，还要为员工提供符合人权的劳动环境，教育员工在行为上符合社会公德，在生产方式上符合环境要求，引导企业关爱社会。

时代在进步，社会在发展，所有的企业都必须认真思考如何真正有效地履行社会责任的问题。首先，在企业的战略发展规划中就要体现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前不久，中国广厦集团被授予“中国最佳企业公民”称号，并与190多家企业共同签署了《中国企业公民宣言》。这是广厦集团多年来在发展实践中一直把“回报社会”这一理念纳入企业发展战略的结果。其次，在企业文化建设中也要包含承担社会责任的内容。承担社会责任，构建和谐企业，首先要在指导具体工作的价值理念中得到体现，并在各种环境当中、各种考验面前、各种行为选择时得到坚定持久的执行。通过加强企业文化建设，把和谐企业的理念灌输给各个部门以及广大员工，就能为企业管理行为和员工行为提供基本的准则。第三，在人力资源开发上充分体现构建和谐企业的理念。和谐企业最大的特征是人的和谐。员工是企业中最宝贵的财富，也是生产要素中最活跃的因素。我们非常重视维护员工利益，也非常重视员工发展，尽可能满足员工的物质和精神需求，树立企业与员工的共同理想，把企业与员工凝结成为命运共同体。

（作者系广厦集团董事局主席）

来源：浙江日报

企业作为和谐社会的经济细胞，既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载体，也是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在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各类企业要强化社会责任意识，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的自觉性。

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由于看问题的角度不同，侧重点有别。商业伦理和社会责任通常可以替换使用，在商业领域指的是一个组织要承担对利益关系人（消费者、所有者、社区、供应商和政府）的正面影响最大化和负面影响最小化的责任。我们认为，所谓企业社会责任，就是企业在创造财富的同时，要承担维护好、实现好和发展好利益相关者的利益的责任。就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而言，它包括经济、道德、法律等三方面的责任，法律责任是遵守所有法律和政府法；道德责任是遵循利益关系人评判的可接受行为标准，还内涵回报社会的慈善责任；经济责任是最大化利益关系人的财富和价值。就企业社会责任对象看，它既包括对股东、客户、员工等直接利益相关者的责任，又包括对社会公益事业方面的责任，还包括对资源环境的责任。就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来看，它不但可以通过税收、捐赠或实施项目来履行，也可以通过自主创新等方式来体现。

企业社会责任与和谐社会的关系，可具体从三个方面来把握：

履行社会责任是构建企业和谐文化的核心要素。企业文化的根基是责任感，企业的责任观是企业价值观的核心要素，企业履行社会责任是一种价值观的认知与实践，先进的企业责任理念是企业的软竞争力。中外所有长盛不衰的企业都是对社会、对客户、对员工、对股东负责的企业，唯其如此才能形成优秀企业文化，保持基业长青。我们应将安全、环保、健康纳入企业绩效考核体系，研究建立综合反映企业社会责任的业绩考核指标体系。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自身和谐发展的要求。进入新世纪，企业的发展战略，企业的组织机构、发展理念出现了新动向和重大调整，从强调股东利益最大化到强调公司社会责任和未来责任（可持续发展）。第一承担股东责任（经营成功、利润回报股东）；第二承担社会责任（企业安全、健康、协调外部利益关系）；第三承担环境责任（提高资源利用率、减少排放、循环经济）。

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与社会良性互动的轴心。社会是企业的依托，企业是社会的经济细胞。企业离不开社会，社会也离不开企业。只有强调履行社会责任，才能使企业和社会围绕一个共同的轴心，良性互动起来。如果各类企业都能以多种形式自觉履行社会责任，包括为社会、为人民群众提供丰富的产品和服务，为经济增长和市场繁荣作贡献，为国家提供税收，构建和谐社会就有坚实的物质基础。社会有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反过来又可为企业的发展创造更好的社会条件和氛围。

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骨干力量和重要支柱，是引领我国先进生产力发展的主力军，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更要注重履行社会责任，注重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成为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的楷模。

正确认识企业责任，在剥离社会职能和履行社会责任上求统一。现在讲的企业社会责任，不是计划经济时代那种把员工的住房、医疗、养老、子女教育大包大揽的做法，而是强调企业在市场规律支配下，遵守国际通行规则和国家法律法规，体现社会公正和正义的要求，体现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要求，通过造福社会的行为，获得企业与社会的“双赢”。社会职能逐步剥离，并不表明社会责任渐行渐远，而是意味着社会责任将在更高的层次上理性回归。一方面，要防止片面理解企业社会责任，导致企业走回办社会的老路，进一步坚定改革决心，坚决把不符合企业性质的“社会职能”剥离出去，使企业成为在市场机制下有效运营的企业。另一方面，又要大力提倡企业积极履行社会责任，防止借口改革推脱、逃避应尽的社会责任。

建立和完善对社会、股东、员工负责任的公司治理结构，在依托社会和回报社会上求互动。企业的生存和发展必须通过整合各种社会资源、寻求各方协作才能实现，离开社会支持，企业发展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履行社会责任，是企业提升自身品牌和形象、开拓国际国内市场的重要手段。企业要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把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和提高劳动者素质作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中心环节，把促进企业发展与社会、资源、环境相协调作为企业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社会责任并不是简单的公益和慈善行为，而是高层次的商业行为，是为保障企业自身利益而必须实施的行为。社会责任又是超越利润的，是为公司长期目标服务的。良好的社会责任有利于吸引最好的员工，稳定员工队伍，提高劳动生产率，因承担社会责任企业享有了良好的信誉，也可以获得更多的商业机会。

加强和改进企业经营管理工作，在经济目标与人本目标上求对接。企业必须讲经济效益，追求经济目标，实现投资回报，这是企业作为社会经济组织的属性决定的，也是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基本前提。发展是硬道理。如果企业效益低下，亏损严重，甚至资不抵债，就谈不上对员工、投资者、社会承担责任。同时和谐社会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社会，促进人的发展是企业的终极目标。企业的经济目标和人本目标是否始终保持一致和统一，是检验企业社会责任强弱的一个基本尺度。企业在追求利润的同时，一定要树立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积极改善员工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保障员工的基本权益。要坚持依法经营、诚信经营，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实现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同步发展，实现员工的价值和用户的价值，促进企业和自然、企业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执笔王春芳）

来源：湖南日报

二、典型资本社会坚持最低工资不动摇。要中国取消最低工资是不看国内、外的基本事实、信口开河，胡乱”超英赶美”，学风不正。

在2004-2005年，不断有经济学人引用新自由主义极端派哈耶克的理论，反对在中国实行最低工资制度，反对政府合理干预劳动工资。我们看一看英、美实行这一制度的实际情况，就可以看到这种主张的毛病了。

20世纪80-90年代，以哈耶克为精神领袖的英国保守党在执政期间，取消了英国长期实行的最低工资制度，并削弱工会、雇主组织,放手让市场调节劳资关系，实行劳动市场的充分竞争（但也不敢完全放弃对劳动市场的干预）。但是，这种倒退的政策并没有解决失业和资本流失的问题，社会矛盾日益尖锐。1997年工党上台后，恢复了最低工资制度，就业和增长状况反而获得了持续的改善。2005年上半年在效率和公平的制衡机制–普选制的作用下，工党又嚷嚷要进一步提高最低工资标准，而保守党绝对不敢拿取消最低工资作为竞选口号，只是拿起”伊战”的棍子搅局。工党在5月赢得选举后赶快忙着兑现承诺。

美国在20世纪30年代经历了严重的劳资流血冲突后，资本和政府实行了让步政策，在《1938年公平劳动标准法》中规定了最低工资，到1997年最低工资标准已经提高了20倍左右。这个制度的出现，是劳资之间多年血肉博弈的结果。但绝不是经济学家研究的结果。目前，这项制度的主要受益者是在私营部门工作的青少年、妇女和黑人。美国大约有78%的最低工资雇员是在私营企业工作。里根总统信奉新自由主义，时称”里根经济学”，但是他为了稳定国内的劳资关系，对本国新自由主义分子取消最低工资的政策性建议置若罔闻。美国国会一直在不断地扩大最低工资的覆盖面。如今，美国的经济学家”对最低工资的争论，已经从是否应该存在最低工资转移到应制定多高的最低工资”。⑽

英、美尚且如此，更何况在最低工资制度起步晚、落实差，要”以人为本”的中国。某类经济学人不顾国内外的事实真相，失去理性，胡乱”超英赶美”，以过时的东西为时髦，有意制造奇谈怪论博取资本和媒体的青睐，起码是学风不正。试想，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城市中出现大量收入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和没有享受社会保障的群体（包括”农民工”），这就等于出现了大面积的城市贫民窟，而贫民窟意味着暴力和黄赌毒泛滥……，谁愿意要这样的城市化呢？这种城市化能够保障经济持续增长吗？–一位比较了解国情，并实地考察了拉美的城市化弊病和贫民窟的经济学人如是说。而对于上千万的失地农民来说，在这种制度下工作或坠入产业后备军时，他们会如何与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资本所有者博弈呢？借助名教授向大众灌输中国的”私营企业主不是资本家”， 大家都是”建设者”就能够和谐了吗？越来越多的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和劳资之间暴力冲突不断增加的现象就会消弭于无形了吗？

三、经济学需要革命。

面对”经济学领域中下一场革命将是什么”的问题，既在学术”象牙塔”中呆过，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又干过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行副行长的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的回答是：”两个趋势值得注意，一是该如何弥补新古典主义的缺陷，经济学与心理学、社会学等其他学科之间的广泛联系该如何建立起来。另外，我们要了解我们的社会是如何发生改变的，我们的社会组织正变得前所未有地富有活力，也更为复杂，我们该怎么解释它。”⑾

这些话中有两个非常简单的信息：第一，仅仅从新古典或经济学出发，并不能正确理解社会和提出正确的政策性建议。⑿ 因为，政策是政治。第二，从经济学跨越到经济政策建议的风险，犹如商品和货币交换之间的”惊险跳跃”。当事人需要具有非经济学的专业知识和对社会的深入了解。例如，当一个经济学人多少了解了穷人时，多少了解了社会各阶层博弈的成本含义时，当他多少能够从心理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的角度去理解劳资关系和贫富关系时，处于公正立场的他可能就不会再反对最低工资，并且会成为企业社会责任的鼓吹者了。在美国长期的劳资博弈和贫富博弈中，政府官员和资本家集团，以及部分经济学家在这方面有进步。⒀ 联合国长期”面对面”资本全球化的负面影响，也进步了，干脆直接介入微观经济事务，号召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中国的某类经济学人也应该进步了。

市场需要人道主义的面貌。中国的经济学人要学习阿马蒂亚.森，在经济研究方面”重建伦理层面”⒁ ，–这也是革命。

参考文献：

⑴ 2005年7月5日《光明日报》：“企业社会责任和道义责任不应混同”。
⑵ 2003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雇主工作部：《首届中国雇主论坛资料汇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展望》。
⑶ 北京航空学院《乌有之乡》网站。并参见2005年2月5日中新社：《中国私营企业劳资关系问题多而复杂》，文中提出了同样的数据和问题。
⑷ 例如，国务院研究室的一项调查显示，在非公有制经济中“基本社会保险普遍缺乏”。据平新乔的研究，2004年“内资类民营企业（不含个体企业）”职工参与失业保险的比率是28.8%。而外企在2003年已经达到80%。有关文献参见全国工商联非公有制经济研究课题组《非公有制经济深层次问题研究》第406、291、514页，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5月版。
⑸ 夏小林：“马克思的‘工人绝对穷困’观和‘工人相对贫困’观”,中国社科院院部写作组《未定搞》,1980年28期。
⑹ 2005年5月25日《中华工商时报》：“陕北油井风波期待完美结局”。
⑺ 2003年中国企业联合会/中国企业家协会雇主工作部：《首届中国雇主论坛资料汇编》、《跨国公司社会责任》、《企业社会责任展望》。
⑻ 2005年7月1日《中华工商时报》：“国有民营进入融合时代”。
⑼ 2005年6月1日《中华工商时报》：“纺织业采用社会责任管理体系”。
⑽ 坎贝尔.R.麦克南等：《当代劳动经济学（第6版）》，人民邮电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12章368-378页。
⑾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04年3月版第236页。
⑿ 例如，2005年5月17日，联合国主管经济和社会事务的副秘书长奥坎波在《重建未来：拉丁美洲全球化、发展和民主》一书的发售仪式上，总结性的尖锐批评了以私有化、自由化等内容为政策重点的“华盛顿共识”导致经济增长缓慢、贫富分化加剧、失业率攀升，私有化后的电信、水电价格不断上涨，人们的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不是发展经济的灵丹妙药，强调“各国仍需要根据具体情况采取符合国情的改革措施”（“拉美经济增长缓慢，结构调整药方受质疑”，《中华工商时报》2005年5月19日）。
⒀ 当然，随着资本全球化导致资本实力上升，各国劳动者被分而治之，目前也出现了一些倒退的现象。但这不过是新时期劳资之间又一轮博弈的开始。
⒁ 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年7月版。

（作者单位：国家发改委经济体制与管理研究所）

表三：不同规模的私营企业的雇工工资

资本规模	年工资	月平均工资
100万元以下的	8118元	676元
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	6847元	570元

　　注：这也是全国工商联的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

表三的数据真奇怪，资本雄厚的私营企业，其雇工工资反而比小型私营企业低17%。对这种现象，也只能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资本规模大的私营企业，经济效益更低。另一种解释：大老板从雇工身上榨取的剩余价值（这是马克思的用语）更多。他们并没有因为”蛋糕做大了”就让工人多吃一口。

表四：私营企业为每个雇工支付的劳保费用

资本规模	全年	比例
100万元以下的	448元	100
100万元至1000万元的	509元	113.6
1000万元至1亿元的	375元	83.7

　　注：这也是全国工商联的问卷调查所得到的数据。

表四数据中的反差之大，令人惊叹。这只能有一种解释：大老板更吝啬，更不关心雇工的健康。

在这篇文章介绍的数据中，再考虑到政府官员已经指出的私营企业中”基本社会保险普遍缺乏”，以及工伤事故突出，远远超过美国的问题。中国2004年各类工伤事故死亡人数13.6万，其中80%以上是农民工。在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三省，死亡人数分别是11795人、8911人和8839人，依次居全国前三位，均超过美国全国的工伤事故死亡总数。这种情况的一再出现，背后的问题就是法律法规不健全，执法不严，政府作为不足，并凸显了工会的无权和软弱。在美国，1998年全国只有5100个工人死于与工作有关的事故。美国的经验首先是，最重要的是完善法律法规，强化法律实施力度和对厂商的处罚力度。其次，应该让工人和工会了解工作的风险，解除信息不对称对他们的制约，迫使雇主提供工作安全。⑷ 我们确确实实地看到，如果企业社会责任不包括人权、劳工权益，市场经济就缺乏人道主义的面貌，社会公正和公平就会在经济的微观层面丧失基础，政府二次分配的功能也会因此大打折扣，和谐社会也就免谈了。起码，马克思早就说过，阶级关系取决于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状况。而没有工作的产业后备军，不仅脱离了生产资料，而且（由于没有享受社会保障）脱离了生活资料，处于”绝对贫困”状况，这些人的问题就更大了。⑸ 而历史上的革命或者某些动荡，正是这两种贫困状态中的无产者结合其他社会条件的配合而掀起的。这里面的社会责任有多大，知史者洞若观火。

至于环境污染，更是经济学中典型的外部性问题，企业能够不负责吗？例如，一些小型私人资本在陕北采油，严重污染当地环境，浪费资源。当时，”原油流入河道。严重的时候，老百姓的羊喝了水就死，村民过河时要穿水鞋。环保部门开了无数次的会，油老板们根本不听。”这种外部效应惹得民怨沸腾。一朝取消，老百姓”绝对是赞成的”。⑹ 但是，目前还没有看到陕北的老百姓告状，向这些油老板们索取污染导致人身伤害，要求赔偿的报道。油老板们没有为外部性问题付费。中国类似的案例俯拾皆是，诸如江河湖海的污染问题等等。在亚马逊热带雨林，老百姓状告美国的石油公司污染环境，导致癌症，索取巨额赔偿的案件，倒是真正反映了企业外部性的成本问题。在合理利用资源方面，煤老板们的破坏性开采问题也是触目惊心。

如此，企业的种种负外部效应还不提醒企业要承担”最低的义务标准”之外的社会责任吗？

世纪之交，针对全球化所带来的各种社会负面影响（包括贫富两极分化），联合国秘书长在关于建立《全球协议》以维护大量弱势人群和环境的呼吁中也提出，”让我们联合起市场力量和环球理念的威力，连接起私营企业的创造力和弱势人群的需求，以及我们人类未来的要求吧。”而《全球协议》的重点，就是企业要履行包括人权、劳工权益、环保等在内的社会责任。⑺ 由此可见，安南先生不是一个迷信市场的人，他认为市场力量需要其他力量来制约和平衡，其中包括联合国机制、企业社会责任机制等在全球发挥作用。他的这种呼吁不仅得到联合国的认可，而且得到了数百家跨国公司的响应。

综上所述，企业社会责任的内容是得到国际社会公认的，是常识，怎么在中国某类经济学人的笔下就大大降低标准”变态”了呢？归根到底，不是不知道，不是不明白，而是在”为什么人服务的根本问题上”作者的自我选择使然。

其实，实现社会责任的企业也会因此而受益。例如，眼下中国众多私营纺织企业受困于贸易摩擦，但是，浙江一些实行了质量、环保和SA8000标准的私营企业却气定神闲，企业内部安稳、出口业务不耽误。据浙江省工会的介绍，有的私营企业还因为实行企业社会责任拿到了出口的美元大单，在竞争中将更有名气的大企业比了下去。但是，如果这些企业拿着 “最低的义务标准”去冒充”社会责任”，恐怕就惨透了。在这个意义上说，新自由主义反对和歪曲企业社会责任的政策性主张也是坑害私营企业的。近期，全国工商联的党组书记胡德平说，”现在政府在积极改善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但与此同时我们是否应该相应地多考虑一下民营企业的社会责任、诚信等自身素质问题？”⑻ 此言甚是。

可能，正是由于越来越多的纺织企业认识到了这一点，中国纺织工业协会近来提倡在行业内推行企业社会责任管理机制。⑼ 2004年国家认监会关于中国不实行SA8000机制的表态，目前是受到了主动实行社会责任制度的企业和行业协会的冲击。中国经济的国际化进程在越来越多的技术和社会责任标准面前，是停滞，还是前进？其答案首先是在企业家们的心中。但是，企业界千万不要被某类经济学人在主流媒体上发表的貌似为民间企业”鼓与呼”的谬论给坑了。而我们的主流媒体，在发表各种文章影响社会时，是否也应该多查一点相关的背景资料，多一点社会责任心，体现一点”先进性”呢？